什麼是「中共第19屆四中全會」? Part 2 中共對港&對台政策香港問題
by Augustine Liao



香港「反送中」抗爭已經持續了四個多月,經過了這幾個月港府與民眾之間的對峙,香港市民對於港府的信任度不斷降低。早在7月底,焦點從6月初的要求撤回《逃犯(送中)條例》,演變成香港市民對港府、甚至中共中央的信任度的問題。可以預見的是,兩者之間的衝突只會更為劇烈。此時,關注北京當局的治港策略,就顯得格外重要。

檢視本次中共四中全會的公報內容,我們可以看到關於香港的文字如下:

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推進祖國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黨領導人民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一項重要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偉大創舉。必須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管治,維護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有些人看了文字,可能會覺得中共總是老調重談,但其實,若整合近日中共中央的政治動作,以及這些文字,我們的確可以從字裡行間看出不少線索。我們提出以下幾點分析。

首先,在關於「黨的建設」的四中全會報告書裡面,重提「一國兩制」,顯示香港問題已經觸及到中共統治的基本底線。香港問題所暴露的,是中共高層統治正當性的問題,面對統治政權受到威脅,中共就會暫時撇開派系鬥爭,以保住政權為優先考量。

中共內部存在著派系鬥爭,這點毋庸置疑。習近平上台以來,一直面臨江澤民留下的上海幫(江派),以及胡錦濤留下的團派的掣肘。在習近平的第二個任期,儘管中央政治局已經換上了大批自己的人馬,然而在港澳事務上,目前仍然是由江派的政治局常委韓正所主導,韓正目前負責的正是主掌香港事務的「港澳事務協調小組」。是以,林鄭月娥面對的,是多方角力的局面:香港市民、主管港澳事務的江派(包含在香港有事業的太子黨),以及親近習近平。從先前幾個月的香港反送中風波,即可觀察出,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大方針的決策上,時常陷於進退維谷的處境,也使得香港的衝突至今無法落幕。

這次四中全會的公報定調香港問題,再加上四中全會結束之後的11月4日,習近平與林鄭月娥在上海進口博覽會見面時,除了表達了對林鄭月娥的支持之外,也指示她要止暴制亂、恢復秩序。因此,顯而易見的,中共將香港問題的具體作為,已經定調成兩個基本方針:繼續推進中共意義的「一國兩制」,在香港推行關於「國家安全」的相關立法。

其次,中共將緊縮對於香港的管治權。在這次公報當中,中共要推進落實「一國兩制」的時程,儘速以「一國」取代「兩制」。

必須理解的是,港人和中共對於「一國兩制」的理解大有不同。對於港人而言,「一國兩制」著重的是「兩制」,也就是在《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當中強調的,給予香港在經濟、社會和文化等領域以高度自主,確保香港人可以擁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相對於此,對中共而言,「一國兩制」的承諾,是放在50年的時間軸上面來看的。從1997年到2047年,這中間的時間,儘管要維持「兩制」,但必須朝著「一國」的方向去推進。中共提「一國兩制」的目的,是為了將香港的生活方式同化成中國的模式。

因此,這種對於「一國兩制」理解上的差異,正是造就中共中央和港人之間,愈來愈大的鴻溝,更是導致這次抗爭風波無法平息的最深層原因。

第三,中共接下來必會推動香港的「國家安全」立法。基於這次反送中抗爭的風波愈演愈烈,中共意識到,正是因為香港保有英治時期留下的法治體系,面對抗爭群眾,沒有有效的法律手段可以加以壓制。於是,中共將腦袋動到了「國家安全」的立法上面。

只是,這點正是香港人最敏感的神經。對香港政治熟悉的人就會知道在香港《基本法》的第23條當中,以「法律保留」的方式為香港進行「國家安全」立法留下空間。2003年,時任香港特首董建華試圖推動第23條的立法,引起了當年香港回歸以來最大規模的抗議,人數達50萬人。此後,港府就未曾試圖進行國家安全的立法了。

四中全會公報發佈後的接下來一週多,香港的警民衝突再度加劇,一名抗爭者周梓樂死亡引起了抗爭者要求港警調查真相的更大規模抗爭。此外,港警也針對抗爭者開槍,儘管這已經不是第一次。

抗爭者和港警的衝突,加深了更多香港人對於中共中央管治香港政策的不信任。根據最近的一份民調,就可以看出,香港市民對香港警察的信任度在這幾個月當中,呈現不斷降低的趨勢。根據《明報》委託香港中文大學持續針對香港市民的調查可以看出,若以香港市民對港警「零信任」而言,在6月中,反送中運動剛開始之際,比例為22.5%,經過7月底和8月初的劇烈衝突之後,8月的「零信任」比例為42.7%,9月為48.3%,10月則已經達到51.5%。(註1)此外,在香港市民對於責任歸屬的比例上,52.5%的受訪者認為港府應負比較大責任,9.6%認為抗爭者應該負比較大責任。(詳見:明報新聞網

圖片來源:https://pse.is/MNZ3X

值此港人對港府和中共中央的不信任度不斷提高之際,中共中央定調要在香港推動「國家安全」的相關立法和執行機制,所帶來的後果必然是可以想見的。如果2003年《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都引起50萬人的抗爭,在此港人對於中央治理不信任度極高的情況下,若要推動相關立法,只會帶來更嚴重的衝突。

香港的衝突何時了?沒有人知道。然而,習慣了法治與自由的人民,是不會接受既有的自由和法治被剝奪的。香港民眾,正在進行一場最後一搏。

對於中共統治者而言,他們當然要顧及統治政權的穩固,然而,這個壓力鍋,終究也有無法承受的時候。一旦炸開,影響所及,將不僅及於香港,而是中國各地的遍地烽火,正如同中共官媒說的,是一場「顏色革命」。這是中共政權現在所極力防止的,也是香港人之所以進行長期抗爭的主要原因。就看誰比較持久了。

台灣問題

這次四中全會,也出現了一小段文字提及台灣問題:「要堅定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完善促進兩岸交流合作、深化兩岸融合發展、保障臺灣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團結廣大臺灣同胞共同反對『台獨』、促進統一。」

嚴格來說,這段內容了無新意,簡要歸納重點就是:和平統一、兩岸融合、反獨促統。然而,如果我們把這段文字放在當前的時空處境下來分析,仍可窺見其意義。

首先,延續今年初習近平談話的基調,軟硬兼施,大玩兩面手法。今年1月2日,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進行了兩岸談話,除了繼續訴求「和平統一」之外,也提到「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對統戰對象進行內部分化,一直是中共擅長使用的戰略。「和平統一」是講給願意接受中共預設前提的人聽的,若不接受其前提,則會被中共歸類為「台獨」。

2019年1月2日,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當中,發表了兩岸談話。
圖片來源:https://pse.is/MQMTL

其實,從近年來中共對台的戰略來看,「台獨」的定義早已愈來愈狹隘,即使是捍衛中華民國主權的人,都可以被認定為「台獨份子」。這例子實在不勝枚舉,舉凡周子瑜,以及各種國際重要賽事懸掛的中華民國國旗,在中共眼裡都是台獨。對中共而言,所謂的「九二共識」已經不存在「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空間,只有「一個中國」,沒有「各自表述」。台灣民眾應該認清中共統戰的兩面手法。

其次,持續加強對台灣社會的統戰,透過提供台灣民眾經濟誘因,達到分化台灣社會的目的。四中全會公報出來沒多久,中國國務院的國台辦(台灣事務辦公室)和發改委(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結合多個相關部門,共同提出「惠台26條政策」。這項政策對於台灣民眾應該不陌生,因為在去年3月,中國官方就曾提出過「惠台31條政策」。只是這次的方針更為明確。

這次的「惠台26條政策」主要分為針對企業和民間兩大部分。

針對企業部分,包含:允許台資參與5G技術的研發和建設、允許台資投資航空服務、允許台灣金融機構建立小額貸款公司、讓台資享受和陸資同等的貿易救濟和保障。很明顯地,中國此政策,一方面可以對台灣企業祭出高度誘因,藉以施行統戰,另一方面也可以強化中國幾個主要產業在美中貿易戰下的優勢。

針對民間的部分,包含:台灣民眾可以在中國的領事館求助、擁有居住證的台灣居民可以享有同等的買房資格、台灣運動員可到中國參與全國競賽、台灣運動員可到中國參與各種運動的職業聯賽。這部分的誘因是高度政治性的,因為台灣民眾一旦和中國民眾享有同等的社會權利,形同就是承認自己的身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了。這步統戰的旗子,就是要透過生活上的便利性,達成將台灣人/中華民國公民,在實質上轉變為中國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目的。

我們要如何看待中共的對台政策呢?很簡單,有兩點:

首先,不要只從經濟利益的角度出發。按照中共執政的一貫邏輯,其任何政策(經濟、社會、文化等)都必然是受到政治目標的指引的。和中共打交道,必須認知到,沒有任何議題,是可以「去政治化」的。當前台灣有許多人,一廂情願地認為,和中共打交道,必須忽略政治,著眼經濟。這種心態,剛好就是中共用來和民主社會談判,所抓到的弱點。

其次,不要只從台灣的角度出發。倘若我們換到中共的角度來思考問題,就可以想到,統戰的一般手法,就是要去分化對方內部,然後再予以各個擊破,最後達到全面控制的目的。中共黨史的具體例證歷歷在目,我們也無須在此贅述。中共以往說的「反獨促統」裡面的「台獨」,已經從以前最狹義的定義「追求法理台獨」,逐漸緊縮到當前的「追求事實華獨」(中華民國派和傳統獨派都被歸類為此)。在當前的統戰手法當中,只有承認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才不算「台獨」。那麼,若有統一的那麼一天,中共會不會用「曾經身為中華民國國民」來界定「台獨」,藉以全面掌控台灣呢?除了中共自己以外,沒有人會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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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ugustine Liao

政治學研究生,主要研究興趣包含:當代中國政治思潮、政教關係、比較政治、近代英國思想。論政的基本原則是,以人權、民主和法治為基本原則,檢視一切政治事務。觀察政治的角度,試圖兼顧歷史脈絡和宏觀結構的比較。面對當前國內政治現況,則是:以「公民民族主義」整合分歧的認同,以「永遠的在野者」態度檢視所有執政者,以「我們是一個共同體」面對外交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