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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來,許多台灣民眾一方面在談「亡國感」,但另一方面,卻又對於帶來亡國感真正威脅的政權不太關心。Part 1 與 Part 2這兩篇文章,就是要邀請大家,一起將目光,望向才剛結束不久的「中共第19屆四中全會」,筆者嘗試提出解讀的觀點。
什麼是「中共19屆四中全會」?「中全會」有何規律?
先釐清一下「四中全會」到底是誰在開會?答案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也就是所謂的「黨中央」。目前中共中央委員共有204人,候補172人,是由中共全國黨代表大會的2287人當中選出來的。由中央委員會往權力的金字塔頂端延伸,漸次是:政治局委員25人,政治局常委7人,1位中共總書記為最高領導人。擔任中央委員的人都是中國主要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這當中包含中央機構、國務院正部級、中共解放軍,以及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主要領導人。
為何中共的「中全會」這麼重要呢?因為中國政治體制,是一黨專政的「黨國體制」。因此,「中全會」所代表的「黨中央」的意志,就是執政意志最重要的來源。每次「中全會」必須被關注,是因為在中共權力結構的黑箱當中,「中全會」發佈的公報雖內容像是官樣文章,但外界仍然可以從字裡行間,看出中共執政的基本方針。這就是我們必須關注這次會議的原因。
有人會問,既然有「四中」,到底會有「幾中」?答案是「七中」。從毛澤東死後,鄧小平復出掌權之後,中共高層的重要會議,逐漸形成一種規律。一屆中央委員的任期是五年,在五年任期當中,分別於不同時期召開七次「中全會」(中央全體會議)。
這七次中全會的召開時間和決議議題也通常都有這樣的規律:
- 一中:中共全國黨代表大會結束隔天召開,決定黨中央的人事。
- 二中:黨代表大會次年2月召開,決定國家機關的中央人事,開完後通常會送交中國全國人大批准人事案。
- 三中:黨代表大會次年10到11月召開,通常會做成經濟決議。然而,在習近平領導第19屆三中全會,卻罕見地將二中於1月召開,2月接著就召開三中,被視為打破規律。
- 四中:黨代表大會第三年10到11月召開,通常決議「黨建」,也就是「黨的建設」。
- 五中:黨代表大會第四年10到11月召開,通常做成經濟決議。
- 六中:黨代表大會第五年10到11月召開,同樣是處理「黨建」。
- 七中:黨代表大會第六年10到11月召開,也就是次屆全國黨代表大會召開之前進行,通常是向下屆黨代表大會進行報告,準備換屆。
(圖表:報臺製作) |
這次的「中共19屆四中全會」,被認為是千呼萬喚使出來的一場中全會,終於在10月底開完,目前雖未看到決議文,但已經發佈了公報。筆者認為,台灣民眾可以關注的焦點,首先是經濟議題,其次則是香港和台灣問題。
中國經濟路線之爭:國營或民營為主?
在習近平主政這幾年的中國,始終擺脫不了經濟路線要持續進行改革開放以來的市場經濟道路,還是要走公私合營體制下,黨的手伸入私營企業的道路。因此,「國進民退」(國營企業前進,民營企業撤退)一直是習近平上台後的重要議題。這問題是關注中國經濟,甚至想與中國進行商業行為的人和企業都必須關注的。許多人討論習近平許多作為都是在學習毛澤東,這其實是有一定的基礎的。至少在這裡談的經濟議題上有這樣的色彩:即使中國已經不可能重回計畫經濟的路線了,但強化國營企業,以及加強黨對民營企業的控制,確實是習近平在走的路。這方面的證據可以分成理論的和實踐的來看。
1. 「公有制」的意識形態
首先,中共是個很講意識形態的政黨,因此即使枯燥,仍須看他們在理論上如何重新喚起「公有制」的聲音。理論基礎,就存在於這次四中全會公報當中的文字,以及中共理論刊物《求是》雜誌的文章。習近平主政之際,批判「私有制」、倡議「公有制」的聲音,幾乎是改革開放以來少有的歷史高點。這次的公報全文當中寫道,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此外,「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其實,習近平上台後最重要的「第18屆三中全會」的決議文當中,也曾提到過這樣的文字。
其實,2018年是中國國內重新倡議毛澤東時代的「公有制」的高峰時期。這年剛好是馬克思發表知名的《共產黨宣言》的170週年紀念。中共的重要理論刊物《求是》的網站轉刊了〈共產主義就是要消滅私有制〉一文,批判了改革開放以來「私有化」的觀念。
馬克思於1948年發表《共產黨宣言》,為共產主義確立了重要的基礎信條。 圖片來源:https://pse.is/JMA28 |
此外,中共知名的理論刊物《紅旗文稿》在2018年10月的〈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不動搖〉一文,也引用習近平在東北考察時強調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2019年10月,在四中全會舉行前,《紅旗文稿》再次發表〈“兩個毫不動搖”為經濟奇跡奠定制度基礎〉,強調中國的經濟路線有「兩個毫不動搖」:「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和「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2. 「國進民退」的例子
其次,就是大家比較能理解的實踐層面了,這部分例子倒是不少。一個比較近的新聞是今年9月底,在習近平曾主政的浙江省的杭州市,開始實施「政府事務代表制度」。杭州市委抽調了100名機關的幹部,進駐100家重點企業一年,以便更好地服務企業。這些企業,包含中國知名企業:阿里巴巴、吉利汽車,以及全中國最大飲料製造商娃哈哈。如果我們把視野放到近年中國巨富的話,就可以發現中共近年做的事情有一個軌跡在。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早在去年就退休,騰訊的創辦人馬化騰、聯想創始人柳傳志近日也卸任。此外,前幾年,和中共高層關係密切的安邦集團、海航集團也都遭到中共中央的清算。這些例子都可以看出,中共對於民營企業正在收緊其控制的力度。
馬雲於2018年宣布退休。圖片來源:https://pse.is/MRVLC |
前段時間,台灣有人在討論許多台資企業(包含知名的鴻海集團)在中國設立黨支部,這其實是中共近年控制企業現象的一種表現。主要原因在於,中國政府於2018年底發佈《中國共產黨支部工作條例(試行)》,在社會組織、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設置「黨支部」。此現象顯示,中共正在加強其對於社會和企業的管控。於是,台資和外資企業納入管控,自然也就成了中共對企業控制的重點了。
3. 如何看待中國經濟路線之爭?
因此,我們要如何理解中國經濟上的路線之爭呢?如果從宏觀面來看,中國經濟成長率在2019年第三季為6%,是1992年確立市場經濟道路以來的成長最低點。若根據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者向松祚教授的說法,實際數值可能更低。由此,我們就可以理解中國當局對於維持經濟績效的龐大壓力。如果再加上一年多來美中貿易戰所面臨美方要求中國的「結構性改革」(國家補貼、市場准入、知識產權等),中國方面更有輸不得的壓力。原因非常簡單,中共的統治正當性,在改革開放以後,絕大成分是來自於經濟績效的。
雖然中國領導者對外都宣稱,他們反對美國在國際經濟上走的保護主義,而要維持自由主義經濟秩序。然而,習近平在中國國內所試圖走的,卻是走回以「公有制」為主的經濟路線思維。這種經濟思維,是鑲嵌在整套「中國模式」的統治思維下的,也就是:政治威權、社會維穩、經濟控制。
習近平自從上台以後,就開始推「一帶一路」的國際擴張戰略,輔以「亞投行」,以及「中國製造2025」計畫。儘管中國當局在這兩年的美中貿易戰之下,如今已經不再強調「一帶一路」和「中國製造2025」。然而,其以國家調動經濟的能力,將經濟當成全球政治戰略佈局一環的思維,卻是顯而易見的。
這也正是美國總統川普去年開始,針對中國進行貿易戰的最根本原因:要求中國落實真正的市場經濟,在全球進行「公平的」而非「自由的」貿易。美中貿易戰的深層根源,就是經濟制度之爭。
台灣民眾、政府和台資,應該從宏觀層面,理解中國經濟的本質性問題,並選擇避險的因應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