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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三立新聞網 |
事實上，決定台灣國際地位和邦交國數字變化的主要因素，和任何一任總統的內政治理，甚至跟台灣是民主還是獨裁體制，都沒有必然關係。決定台灣邦交國數字的關鍵因素，其實是美中兩大強權關係的變化，作為強權中夾縫小國的台灣地位，大部分的時候，都只能「被決定」。
基於這個認識，筆者真切認為面對台灣的國際處境和外交問題，都應該摒棄國內黨派偏見，一致對外。不斷挖台灣邦交國牆角的，其實是隔壁崛起的中國。
本文就簡要地和大家一起來回顧戰後到現在，我國歷任總統任內的邦交國數字變化，看看到底是不是因為國際局勢的變化，造成了邦交國數字的變化。（下表）
一、冷戰格局下，漸失國際舞台：蔣介石任內
蔣介石總統的任期從1946到1975年過世為止，中華民國的邦交國從46國降到27國，共減少了19國。但不能僅看這兩個數字，因為中間曾有巨幅增加，1969年是高峰。
1950年的邦交國為35國。主要背景是，1950年的韓戰使得美國介入東亞局勢，拯救蔣介石政權於戰爭邊緣。美國方面原本希望蔣介石能夠反攻中國大陸。然而，蔣介石基於黨內權力未能鞏固，並未在軍事上採取進攻。於是，在國際地位上，中華民國得力於美國的支持，加上美援的進來，守住了台灣。
接下來，邦交國先是增到1960年的50國，後又增到1969年的68國，為歷史高峰。主要背景是，二戰後是近代史上重要的民族獨立浪潮期間，許多亞洲、非洲等殖民地紛紛獨立。新國家的出現，自然為整個1960年代，冷戰架構下站在美國陣營的中華民國，得以取得邦交國上的增加。1969年，中國和蘇聯發生珍寶島事件，不僅兩國關係到了谷底，更使得中國在國際上受到孤立。
然而，轉折發生了。從1969到1972年，邦交國從68國這個高峰，驟降到了42國。發生了什麼事呢？當然是美國對華政策大轉彎。1969年，美國在與蘇聯的冷戰對立下，評估中蘇關係的惡化有利於美國「聯中制蘇」，開始了對華關係正常化。尼克森總統先是在1969派遣密使季辛吉密訪中國，後來在1972年，更是親自訪問中國，簽訂「上海公報」。1971年，聯合國的「2758號決議文」，正式決議，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代「中華民國政府」。
到了1975年蔣介石過世那年，中華民國邦交國低至27國。主要是因為整個1970年代，是中華民國在美中交好的情況下，逐漸在國際舞台失去普遍承認。
二、維持平盤：從嚴家淦到蔣經國
繼任蔣介石的嚴家淦總統任內，再到蔣經國任內，邦交國數字沒有太大變動。嚴家淦三年任內，邦交國從27國降到24國。蔣經國任內，則從24國上升到25國，雖然是有增加的，然而，這樣的數字並沒有大幅變化。
主要的時代背景是，1979年，美中建交，美台斷交，使得蔣經國政權的外部正當性整個大幅降低。然而，這時候之所以在邦交國數字可以維持平盤，甚至增加1國的主要原因，主要是來自於中國方面的變化。蔣經國的整個任期，剛好是中國鄧小平復出掌政，並全力推動「改革開放」的年代。
這時候，中國的外交政策，已經從毛澤東時代的「站起來」轉變為「富起來」。換言之，既然中國已經順利跟美國建立正式邦交關係，在國際地位上，中國領導人所要做的，就是先讓這個國家強化自己的體質。透過經濟改革，讓人民的財富提升，才能提升整體國力。鄧小平年代的外交政策是「韜光養晦」，不會在外交上採取過度強硬的進攻措施。
至於蔣經國這方面，其兩岸政策相較於蔣介石的「漢賊不兩立」，已經調整為較為彈性的手法。儘管仍堅持「一個中國」法統，但兩岸政策則是消極面向的「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
註1：大洋洲4國（馬紹爾、諾魯、帛琉、吐瓦魯）；非洲1國（史瓦帝尼）；歐洲1國（梵諦岡）；拉丁美洲9國（貝里斯、瓜地馬拉、海地、宏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拉圭、聖克里斯多福、聖露西亞、聖文森國）。
政治學研究生，主要研究興趣包含：當代中國政治思潮、政教關係、比較政治、近代英國思想。論政的基本原則是，以人權、民主和法治為基本原則，檢視一切政治事務。觀察政治的角度，試圖兼顧歷史脈絡和宏觀結構的比較。面對當前國內政治現況，則是：以「公民民族主義」整合分歧的認同，以「永遠的在野者」態度檢視所有執政者，以「我們是一個共同體」面對外交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