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降臨
西敏的這次復興在查理即位的第五年戛然而止。1663年已經發生了一次嚴重的鼠疫傳染，但隔年來勢更為兇猛。倫敦城悶熱的巷弄和露天的排水道、溝渠和泥沼，全都是沿著倫敦河濱登陸的老鼠，以至於牠們身上的跳蚤得以輕易地大量繁衍。這場瘟疫看似在冬季的寒冷中減緩，但在1665年春天又猖獗起來。門上畫了十字架，街頭的新喊聲成了「把死人搬出來」，並伴隨著「死人車」（dead carts）車輪隆隆作響。應對這場恐怖的責任，由一百多個地方堂區當局承擔，它們自行任命的堂區委員（vestrymen）負責收集死者，為他們挖掘並填滿瘟疫坑。
構成倫敦故事的所有這些人之中，很少有誰比當時海軍部的一位年輕文書更加迷人，他名叫塞繆爾．皮普斯（Samuel Pepys）。瘟疫復發的那一年，國王為了爭奪美洲貿易權利，重新開始了克倫威爾與荷蘭人之間斷斷續續的戰爭，終於導致一支荷蘭艦隊在1667年沿著梅德韋河（Medway）上行，擊毀或俘虜了十三艘英國船。皮普斯與其他人正在努力改革海軍，卻遭遇了英國海軍史上絕無僅有的一次羞辱。他在1660至1669年這十年間的日記，鉅細靡遺地描述了他的公眾生活與私生活。
瘟疫期間，皮普斯得留在崗位上工作。他把妻子送到鄉下避難，修改了遺囑，同時留意到：「主啊，街頭何其空蕩，憂傷的是，街上這麼多貧病交加、滿身疼痛的人，我所到之處聽見這麼多悲傷的事，人人都在說這個人死了、那個人病了。」有錢人逃走了。皇家交易所空無一人，過不了多久，連記錄死者的人力都不夠，更別提埋葬了。皮普斯強烈反對宮廷從「辦公處所」疏散，「使得公共事務全都毀於一旦，他們高高在上毫不思考。」
瘟疫影響人們的方式各自不同。皮普斯的同時代人丹尼爾．迪福（Daniel Defoe）論及「倫敦人的怪異脾氣」，他們相信自己犯了罪而被神拋棄，或者至少是因為他們不道德的君王犯了罪。街上迴盪著遊方傳道人的呼喊，預言末日將至。但皮普斯似乎能夠從苦難中獲利，他設法讓財富增長三倍，手段我們不得而知。他甚至得出結論：「我從來不曾過得像這次瘟疫期間那樣歡樂（此外，我也不曾進帳這麼多）。」1666年一月，寒冷的氣候使得疾病減輕，四輪馬車又回到城裡，生意重新開始。沒人能準確估計死亡人數，但大概在十萬左右，相當於人口五分之一。
皮普斯是出類拔萃的日記作者，能將公眾事件的恐怖與私生活嫁接起來，在正史裡灑上人們的日常喜悅。他的日記之所以持續引人入勝，多半是因為他與妻子吵吵鬧鬧的關係、他的社會活動與性事、他去觀看死刑執行，還有他開刀清除腎結石。他喜愛美酒、音樂和女人，始終不太知道該怎麼解釋自己的行為，更談不上改正。被妻子捉姦在床的他承認：「我對此完全不知所措，那個女孩也是。」他是和喬叟一樣寶貴的倫敦人，這些人設法短暫地打開一扇窗，讓我們看見人們在他的時世裡如何行事與思考。
大火
倫敦城幾乎沒有時間復原，另一場災禍又在六個月後來到。1666年9月2日，倫敦城內布丁巷（Pudding Lane）一間麵包店失火。皮普斯一聽到消息，就把自己的文書、美酒和帕瑪森乾酪全都埋起來，把全家人和他的大鍵琴送到泰晤士河的一艘船上。大多數人口逃往南華克，或向北逃到伊斯林頓（Islington）和高門，皮普斯則加入了試圖救火的隊伍。市長起初對火災不予理會，說「找個女人撒泡尿就可以澆熄」，但不久就絕望起來，因為他下令拆除在大火蔓延路徑上的房屋，卻被置之不理。皮普斯設法指揮水手們炸掉倫敦塔四周的房屋，搶救了倫敦塔。三天後，隨著東南風轉為西南風，他站在河對岸，看見「一整個拱形火門，從橋的這一頭延燒到那一頭……拱形長逾一英里。」他說，那就像「一道火弓」。
同樣為復辟時期倫敦留下編年紀事的皮普斯友人約翰．伊夫林寫道，不計其數的市民恍惚又狂亂，「什麼都聽不見也看不見，只是哭號和悲嘆，像慌張的動物那樣到處奔跑」。當古老的聖保羅教堂開始在火海中爆炸，他看著教堂的石頭「如榴彈般飛散，熔化的鉛在街上流淌成河，流過的路面灼熱得赤紅」。倫敦城這個區域唯一能夠躲過毀滅的，就只有市政廳的檔案，它貯存在中世紀築成的地窖深處。伊夫林也幫忙拆除建築，將火勢阻止在霍本。霍本的貿易所預備律師會館（Staple Inn）大半經過重建，是現存最佳的大火前倫敦建築立面遺跡。在伊夫林看來，「倫敦曾經有過，卻已不復存在」。遠處肯辛頓的一位居民寫道：「我的花園被紙張、麻布和灰泥的餘燼覆蓋，它們被暴風吹到這兒來。」
這一週結束時，舊倫敦城四百四十八畝的土地，共有三百七十三畝被燒毀，城外的法靈頓各坊也被燒毀了六十畝。全市一百零九座教堂損失了八十七座。聖保羅教堂和所有公共建築都被認定為無法修復。這無疑是一○八七年大火以來，侵襲倫敦城最為慘重的災禍，早年的聖保羅教堂也毀於上一次大火。倫敦城八萬居民，約有七萬人無家可歸。同時，絕望的難民們聚集在伊斯林頓和高門的田地上，蜷縮在帳篷和原始的遮蔽處中，看著他們的城市焚燒。據記載，葬身於大火中的死者頂多十來人——而在完全付之一炬的新門監獄內，死亡人數恐怕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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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敦大火。盧德門（Ludgate）的建築陷入火海，市民穿越艦隊街逃生。 |
鳳凰重生
儘管留下了大災難的敘述，歷史學家如今卻逐漸懷疑火災真正造成的毀壞程度，尤其在房屋由磚石打造的區域中。倫敦博物館估計，真正的毀壞僅僅影響了倫敦城大約三分之一的區域，這或許也足以解釋倫敦城其他地區的快速重建。四天之內，難民就開始從城北高地遷往距離較近的村莊，或遷往蕪田和克勒肯維爾，回到仍在悶燒的房產附近。許多人回去占居，唯恐土地落入鄰居手中。一種名為倫敦火箭（London rocket）的新品種可食用水蒜芥，被人們留意到在廢墟裡茁壯生長——據報導，它在英倫大轟炸過後再度出現。
不管返回家園的市民想要什麼，積極進取的人很快就開始帶著寫生簿和捲尺，在悶燒的廢墟中到處徘徊。九月十日，大火過後不到一星期，國王就收到雷恩的上書，提議重建一座全新的城市。九月十三日，他接獲伊夫林的另一份上書，其中寫道「雷恩博士先我一步」。一週之內，羅伯．虎克、瓦倫丁．奈特（Valentin Knight）等人的提案蜂擁而至。一如倫敦在大轟炸之後所見，建築師最大的渴望，莫過於重新設計一座城市的機會。
雷恩看來受到國王聽信。他把「灰燼與廢墟的廣闊平原」看成一個新倫敦，與南歐文藝復興的瑰寶不相上下。他的計畫取自教宗思道五世（Sixtus V）的羅馬，有兩個圓形大廣場（ronds-points），一個在皇家交易所，另一個幾乎在河岸上。兩者之間是由新建的聖保羅教堂向四面八方發散的街道網。城市裡會有宮殿、教堂、方尖碑、林蔭大道、圓形廣場，以及泰晤士河沿岸的碼頭。城內的一切都會是美景。
伊夫林同樣高瞻遠矚。他要把所有「令人厭煩的買賣」東移，由「散發芳香的植物」樹叢取代。他的布局就像個龐大的西洋棋盤。伊夫林是最早對倫敦的空氣表示憂慮的倫敦人之一，他寫道，「統帥大洋，直到東印度」的這座城市，不該「將她威嚴的頭包覆在煙霧和硫磺之中」。他說，倫敦人「呼吸的就只是一團不潔的濃霧，烏黑又骯髒的蒸氣」，他們應當燒木柴，而不是燒煤炭。伊夫林是倫敦第一位真正的園藝師，他甚至預見了一條圍繞郊區的綠帶，即使伊莉莎白一世在某種意義上也同樣提議設置綠帶。
其他構想還包括威廉．佩悌爵士提議新設「大倫敦」（Greater London）政府，五百萬居民住在遍布於四周鄉間的花園城市裡。他是時代的先行者。有一位伯奇上校（Colonel John Birch）提議由國家強制買下整個倫敦城，重新來過。此外皇家學會也加入戰局，發表一篇短論，駁斥那些將瘟疫與火災歸咎於倫敦犯下罪惡的人。該是時候揚棄舊的「桀騖情緒與可怕冒瀆……因為人類如今到處都開始再次尋回自己的精神，想要修補舊物和重建新的城市。」
國王一開始採納了雷恩的建議，致函倫敦城當局，禁止立即重建房屋，否則「將再次予以拆除並夷平」。國王看過雷恩的計畫，「對其表示不少認可之意」。但三天之內，查理就改變了心意。或許是意識到拆毀倫敦城剩餘的全部建築，並驅逐居民的可能後果，他對於「重建這座名城表達掛念與關切，盡其所能迅速處理」。它應該由磚石、而非木材打造，著手進行前必須徵求許可，但應「在短時間內獲得命令與指示」。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拓寬街道及進行其他調整時，官員應當勘查現場，並將任何爭議提交陪審團，陪審團則可授予補償。在任何開發令持有者獲利之處，估定的「附加價值」皆應付給「社區」。五年內未被重新入住的任何房產，都會由市鎮沒收。政策尊重私有財產，但倫敦城應當得到協助以恢復生活，為了更廣泛的公共利益而被管控及課稅。斯圖亞特王朝政府採納街區保存、建築標準、房產檢查、陪審團裁決與補償。在我看來，倫敦的都市更新從來不曾像大火過後這幾個月那樣，得到如此認真的考量。
監督重建的六人委員會成立，雷恩是委員之一，他對於「大多數市民固執不願變動原有房產」感到憤怒，而這也是世世代代倫敦建築師的呼喊。重建倫敦城法案在1667年通過，其中規定必要物資為磚、石和瓦片。四種等級的房屋空間得到固定，向後移到更寬廣的街道沿線，由繩索標定的界限之內。任何人移動房產的沿街建築線，都會「在犯事地點附近被公開鞭笞，直到血流滿身」。最值得注意的是，房產在街道拓寬中遭受損失的人，都會得到一定程度的補償，資金來自煤稅收入，即使絕非大方。
儘管新建築立面符合規範，倫敦城的居民對於堂皇規劃者們的眼光卻不耐煩。當他們成群穿越灰燼歸來，他們盡其所能攜帶著這些建材，重開店鋪、重拾生活。他們幾乎別無選擇。有一位名叫伊莉莎白．皮考克（Elizabeth Peacock）的居民，據報在大火前才剛花了八百英鎊裝修房屋，但大火過後僅得到十鎊補償。實際上，倫敦博物館說，修復的建築物是多種「重新披上磚面的伊莉莎白和詹姆士風格房屋形式」。但新的下水道和石頭路面鋪設了，街道中間拱起，向邊溝傾斜。新建的國王街和王后街，提供了從市政廳直通河邊的道路。速度決定了新倫敦城的樣貌，它在四年內大半得到重建，可說是一項非凡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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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恩與約翰．伊夫林（Wren and John Evelyn）重建倫敦城的計畫。兩人都援引義大利的範例，以清除一切既有房產和街道為前提。他們的計畫並未被認真考慮。 |
永恆之城
這場大火似乎讓倫敦備受尊崇的自治猝不及防。恢復與重建由西敏下令。國王本人無所不在，大火期間，他在街頭策馬穿行鼓舞救火員。即使雷恩的計畫落空，查理卻展現了自己是個聰穎的行政管理者。倫敦人默認了他的決定，以及那些受命調解大火後爭議的仲裁人的決定，這足以說明他的權威。大火前的街道計畫得到小心遵守，對此無疑也有幫助。
結果，約有九千棟房屋取代了一萬三千二百棟舊有房屋，由於人口在前一年的瘟疫中損失，生活空間的縮減得以紓緩。由於舊有街道保留下來，布局仍是非正規的。房屋通常建在花園裡，需要開闢新巷道與它們連通。約翰．奧吉比（John Ogilby）1677年的地圖，部分是為了協助規劃新城市而繪製的，其中顯示的布局與大火前的版本差異極小。製圖者們估計新倫敦城有一百八十九條街道、153條巷道、522條弄堂、458條院落街和210個場。舊有的行政區劃未經改革即獲得恢復，包含二十四坊加上南華克，其下再分為122個堂區。彷彿一切都變了，卻又什麼都沒變。
有個機會被把握住了：在更便利的地方規範了開放市場。多數同業公會會館和半數教堂得以重建。損失的一百零九座教堂重建了五十一座（其中二十四座至今尚存）。新建的教堂全都由雷恩監工，傳統上都歸功於他，但西蒙．布萊德雷（Simon Bradley）為佩夫斯納指南進行的研究，則將其中許多座歸功於他的副手羅伯．虎克（Robert Hooke）。既然多數教堂地點從中世紀就存在，堂區整併則意味著空間最大化，雷恩和虎克就必須展現強大的創造力。計畫從方形、矩形、橢圓形到不規則形狀，不一而足。塔樓全都不同，據現存紀錄顯示，室內也各不相同。
布萊德雷從雷恩的作品中看出了「科學家樂在實驗，看看有多少種有用的堂區教堂形式能被開發出來」。人們認為，沃爾布魯克聖司提反教堂（St. Stephen Walbrook）是重建聖保羅教堂的微型試運轉。雷恩最完美的室內設計，位於比林斯門附近洛瓦特巷（Lovat Lane）的山上聖母教堂（St. Mary-at-Hill），被約翰．貝傑曼（John Betjeman）認為是「倫敦城中變質程度最低、最漂亮的室內設計，因其隱身於鵝卵石小巷、鋪面過道、磚牆之中，由英國梧桐掩映著，而更令人激動」。這座教堂位於一處令人聯想起戰前倫敦城的飛地之中，1988年失火受損，它的十七世紀木構件被收存起來。即使倫敦城富可敵國，至今卻仍拒絕修復這座教堂。它還在等待更高貴的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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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里斯多佛．雷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以他新建的聖保羅大教堂為背景。 |
至於聖保羅教堂，自從七世紀以來，它始終都是倫敦城的精神核心。教堂尖頂在1561年倒塌，伊尼戈．瓊斯（Inigo Jones）在1620年代為它設計了古典式的西向正面。大火發生時，雷恩正提議在十字交叉處上方新建穹頂，人們認為，包圍住教堂的木造鷹架助長了大火將它吞沒。當時曾有過將教堂燻黑的空殼恢復為原有哥德式的討論，但雷恩堅決採用近代巴洛克式——它的美感來自於幾何構造。他依舊盼望，教堂有朝一日仍有可能成為向外發散的街道格局之中心。
爭論接著與雷恩計畫的執行方法結合起來。教士不擅長妥協，優柔寡斷逼得雷恩幾乎絕望。他的模型是十字型的，在大火後六年建成，但傳統主義者要求中殿延長、耳堂縮短。最後國王要求進展，允許雷恩自己作主，「不時進行他認為適當的調整」。開銷上漲到驚人的七十二萬鎊，接近於今天的一億鎊，這座主教座堂花了三十多年才完工。
聖保羅教堂成了倫敦大火後復興的外顯表現，至少到1960年代為止，都是從四面八方觀看這座大都會的視覺焦點。它博學的古典主義，大受研究十八世紀倫敦的最優秀史家約翰．薩默森（John Summerson）讚賞，他寫道：「這樣一座紀念物，不是從西敏的新街道和廣場中間升起，而是從商業據點缺乏智性的貧瘠土地上升起，這是歷史上的一件離奇之事。」老邁的雷恩至少還能看見它完工，1711年他坐在籃子裡，由兒子吊上了教堂屋頂。
本文出自：《日不落．倫敦：創建、破壞與改革，泰晤士河畔的邊境小鎮如何登上世界舞台》，臺灣商務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