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雙語國家政策真的會是場災難?
by 趙君朔

 



2030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於2018年由國發會公布後,去年11月此新政策的首次諮詢會議總統的親自出席也引起了不少的矚目。最近在媒體上又有對此政策提出針砭的數篇文章,在某些意見領袖的臉書上也出現零星的相關討論。從媒體文章中比較有系統的論述來看,評論者普遍對此政策是感到憂心,原因大致上有:1) 影響到《國家語言發展法》中所賦予的幾個本土語言的「國語」地位,執行雙語教育也會影響本土語言教育的資源與時數。2) 獨尊華語和英語會讓從語言、文化和歷史等方面扎根台灣意識的努力受挫。3) 英文能力只是一種工具,沒有必要提升到國家層次如此高的位階上。4)徒然助長已經很興盛的英文補教產業。


這些提醒是有它的一定道理,但如果仔細檢視發展藍圖中的關鍵推動策略,會發現由各部會推動的各項共同策略其實對台灣來說非常有必要性。而由各部會針對其業務範圍個別推動的策略也有不少項目是早該推進的事項,只是過去被忽略了,只有少數可能其實對達到這個重要政策並非必要,還可能引發評論者所擔心的不良後遺症,因此的確應該先做檢討、修正後再納入這個藍圖中。


去年11月霜與國家政策的首次諮詢會議,蔡總統親自出席引起了不少的矚目


首先大部分批評這個政策的論點其實搞錯了焦點,所以基於好意產生會影響本土語言保存和教學的憂慮。推出這個雙語國家政策的目的是實際上是對外的,但這些批評都放在對內的層面上。而對外隨者台灣在未來的國際政治、經濟、商業甚至文化上都會受到越來越大的矚目,若是缺少全面、及時也兼顧一定深度的英文資訊給世界各國想要維持對台灣或是兩岸三地華語世界一定關注度的外國人,他們便無法在下更大的決心,花費相當時間、精力直接學習中文前,先對台灣甚至兩岸三地累積一定程度的基本知識,這樣對前景看好,地位將會越來越重要的台灣而言毫無疑問是一種損失。


更具體地來說,對一個不論是在大公司或是小公司工作的國際商務人士來說,如果能在他做出要親自購買機票飛來台灣的決定之前,便能在台灣的政府網站上,找到他想知道的相關文書、法規和政府最新資訊、採購文件與涉及外商重大案件起訴書摘要的英文版本並加以消化理解,這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將會更強化他有朝一日踏上台灣土地進行商務考察、拜會的誘因,因為他來前就可以自己把基本功課做好,不會到了當地,還要先花很多時間搞清楚新環境的遊戲規則才能再把焦點放回自己的工作和台灣的關聯上。


即使不是不會中文,但想和台灣建立長期合作關係的商務人士,而是想來台灣參訪或是短期旅遊、居住的外籍人士,如果他能在網路上蒐集基本訊息時就發現台灣的文教場館、公共服務場所和知名觀光景點都能提供良好的英文服務,每天在大眾媒體和社交網站上也有足夠、即時的英文最新台灣相關資訊可以參閱,那麼這一樣會大為提高他們最終做出要來台灣一趟或是來過又反覆回訪的決定。而這些部分對於以商務為主要目的外籍人士而言,同樣能讓他們對台灣的經商環境產生更好的印象。


再其次如果這兩類中人有一小部分因為和台灣的頻繁接觸產生很好的印象,想要乾脆選擇進一步較長期的居留、求學,甚至在台灣開始新的事業,而在這過程中若他想要甚至需要取得台灣的證照,台灣可以讓他用英文來完成檢定,那麼這一樣可省去他可觀先學會書面中文以應試的時間,加速他能在台灣落地生根的進程。


以上簡短的描述其實已包括不少「雙語國家政策藍圖」中所列出的推動策略。換言之,在客觀大環境對台灣有利(這點是批評此政策的評論家也同意的一點)的當下,台灣自己能否主動做好準備也很重要。而這些本質上是對外的措施至少在概念上和在台灣內部要推進各種被列為「國語」的本土語言並沒有衝突。將這些措施拉到國家政策的高度來推動更不是要貶抑其他國家語言的地位,只是和國際社會宣示,台灣政府在變得更開放、更容易和台灣進行商務、文化交流、甚至是來台短期觀光、長期留學、生活就業等面向上都有加速推進的決心。


這樣做在概念上的必要性還可以從另一個面向來審視:台灣目前的發展重心高度偏重在六都,這樣的模式有其偏頗之處,長期來看是有矯正、平衡城鄉發的必要性。但至少在發展重心的六都市區,讓生活環境變得對外國人友善、便利,推動國家主導的中英雙語化有其必要性,這也是香港、新加坡之所以能成為區域金融和訊息中心的重要原因之一


台灣雖然未來還無法靠金融產業在國際上競爭,但台灣在六都周邊都有頗強健的製造業,香港因為政治環境的急遽惡化其訊息中心的地位正迅速消亡中,所以台灣靠製造業出口的良好前景和取代香港成為兩岸三地訊息中心這兩點就讓台灣的六都市中心有吸引各國人士前來長短期居留的潛力,而過去香港和今日新加坡這兩個城市經濟體營造出對大部分外來人士來說友善居住環境的成功經驗,是值得面積也不大的台灣六大主要都市好好借鑑的。


當然這個立意良好,也只有在國家層面才能順利推動的新政策在執行上要非常謹慎,否則的確有可能產生批評者所擔心的副作用。其實規劃此政策的國發會也特別強調這是一個需求面導向的政策,而不是要靠傳統的英文考試成績來判斷執行的成敗。因此在已經訂出前述的種種具體目標後,最迫切的是要有好的英文人才來執行。


所以台灣公部門過去常因為受限於法規而無法靠合理待遇吸引人才的弊病這次千萬不要再重蹈覆轍,對於前述各項需要常態性英譯的項目或是需要常設的英語口譯人才,政府應該適當地參考國際頂級翻譯口譯公司的行情再來訂出求才的薪資水準。這些項目都很有必要性,但有利的點是中短期內需要進行雙語化的量也不到很大,所以政府務必要在現有公務體系的員額外,額外以接近國際一流翻譯人才的行情聘請真正的國內外菁英進行量少質精的翻譯,而不該只是從現有的公務員中選取英文程度相對好的指派其進行翻譯或是用現在的外包作業標準,讓不具有專業判斷能力的外包案承辦人低價發包。


進一步說,這個政策要迅速、有效的推進關鍵在能否以符合其專業能力的價格找到對的少量、雙語也具備相關領域知識人才,而不在於目前各級學校的英語教學成效如何,這是教育部的職掌,所以國發會應該調整重心,不需要讓現有的教育體系迅速往雙語化方向走,反而應該進行產業調查,瞭解法律、金融,外銷為主的製造業、觀光業和有心向海外拓展的媒體與文創產業,目前他們需要多少具備足夠產業知識,又有良好中英文筆譯或是口譯的人才。此外,經過評估暫時雙語需求不大的部會根本沒有必要為了政策看似周全而通通納入這個藍圖中,只要核心需要菁英雙語人才的部門假以時日建立了數量足夠的人才庫,其他部門偶而需要雙語相關支援時根本不需要擔心。


總之,這個雙語藍圖真正要做的是挑對國際前景看好、能帶動台灣發展的少數火車頭產業來迅速強化其雙語人才的配備,也正因為如此,絕對需要來自代表國家的中央政府先帶頭大力推動,但這不代表國家的語言政策要獨尊中英兩種語言。要真正培養出符合此政策需求的雙語人才也不該把一般性教育體系使用的教學語言或是語言課程當成眼下的政策焦點,這反而會引起語言學家、人文學者合理的憂心。真正的重點在從國際化發展比重大的科系和公司、產業中給予額外資源強化其應用英文接收新資訊並消化和溝通、談判的能力。成功的政策往往在於釐清輕重緩急,集中寶貴資源投在真正迫切的具體目標,而不是平均式的要每個不一定密切相關的部會都要訂出指標來符合抽象的政策理想,這個雙語國家的政策藍圖也不例外。


作者:趙君朔

作者有個雲霄飛車式的人生,曾很輕鬆的進了不太好進的美國學校博士班,以為自己會是華文社會科學界的明日之星,又因為一個烏龍,更「輕鬆」的被踢出來,開始闖盪亞洲江湖,到處求人下單,到目前為止的心得是「我32歲以前到底活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