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與立陶宛的外交關係今年急遽升溫，3月初立國國會外交委員會與內閣經濟創新部接力證實「立國將擴展與台灣關係、在台灣成立經濟代表處」一案，6月先是立國政府於22日決定援贈2萬劑AZ疫苗給台灣、立國外長格比亞魯斯．藍斯柏吉斯在30日宣佈亞太外交強化計畫時，也重申將在台設立外交代表機構；進入7月，20日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以下簡稱ROC）吳釗燮外長宣佈「台灣在立國首都維爾紐斯所設立外交機構將以『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為名」，31日立國援台疫苗送達台灣；8月初立國政府表示「與台灣互設代表處的計畫照原案進行」，因此與中國當局談判破裂後，8月10日中國召回駐立國大使、並要求立國所派新任大使於隔離期間結束後立刻離境，但不僅立國外交部表示將繼續與台灣發展互惠關係、立國總統瑙塞達更表示「雖然立國一中政策不變，但立國身為主權國家，有權決定與哪些國家及實體發展經貿文化關係」，顯然已經不想再顧慮中國因素。
為何台立關係今年會有如此飛快的進展？有必要從立國內外的因素分別進行探討。
外部因素至少包含以下幾點：
其一，立中兩國近5年貿易數據顯示：中國每年約可從立陶宛賺取11~14億美元的順差，所以是中國依賴立陶宛多，立陶宛反而處於不需要畏懼中國勒索的狀態。
其二，在2008～2009年金融海嘯中，中國仰賴其央行「中國人民銀行」增加實質貨幣供給擴大公共基礎建設的方式，展現出更能在危機中保持榮景的架勢，因此立國等中歐東歐國家，在經濟深陷衰退時把中國當作是經濟意義的救世主，甚至加入中國的「一帶一路」計畫、或參加中國—中東歐17+1合作機制，都是此一思維的產物。
問題是隨著中國當局挾其一度近4兆美元的外匯存底四處出擊投資後，備多力分的態勢益加明顯，導致中歐東歐加入與中國合作機制的國家，大多沒有獲得中國投資的實益，不僅這些國家的領袖在合作機制年會中變成習近平呼口號炫惑世人的另類背景，這些國家還有可能受到中國官民的戰狼外交衝擊，只要言行不符合中國當局或網路民族主義者的期待，就會受其出征或言語恫嚇等等的騷擾，這些國家未獲實益、卻要在政治上受中國壓迫，會因此心態浮動、甚至亟欲尋找新的機會，也就一點也不意外了。
其三，國際社會近年來對中態度從綏靖到警覺，也有一定影響。
美國從尼克森總統開啟對中綏靖路線起、直至歐巴馬總統第二任期後期以前，認為中國能夠依照共通的國際規範行事，並認為中國未來有朝向普世價值發展的可能性，詎料習近平2012年成為中國黨國最高領導人後，自認為中國國力已上升到無須顧慮西方世界的程度，遂開始挑戰既有國際秩序，經濟方面推動「一帶一路」計畫，政治上提倡所謂「人類命運共同體」，軍事上則在南海實控島礁人工造島、強化軍事佈防，意圖挑戰國際社會的南海自由航行秩序。
中國當局的動作逐漸讓歐巴馬政府意識到「中國已成為亞太地區、甚至是國際社會的秩序挑戰者」，因此提出「重返亞洲」政策及跨太平洋貿易夥伴協定(TPP)計畫，但很可惜這些作法都未能遏阻中國的野心與侵略性。而川普政府成員雖然普遍不喜歡運用既有的多邊機制、也並未繼續參加TPP與其進化版CPTPP，但仍在歐巴馬「重返亞洲」的政策基礎上，與日本安倍晉三首相、澳洲莫里森總理及印度莫迪總理等盟邦領袖，共同發展出自由開放印度洋—太平洋的「印太戰略」概念，透過各領域的實務操作，將印太戰略自構想化為現實；並對中國發動貿易戰，成功削弱中國汲取外匯的能力。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目前的拜登政府，雖然一掃川普政府「不喜歡透過既有國際機制行事」給某些所謂傳統盟邦帶來的負面觀感，也表態將透過多邊主義重振美國的國際存在，在本次立國與台灣發展實質外交關係遭中國恫嚇一案，國務院也出面聲援立國政府；但拜登政府年初上任以來，外交事務破綻頻發，無論是應對中國之於香港及東突厥斯坦（簡稱東突，中國稱新疆，下同）—包含破棄自1984年英中聯合聲明以來對國際社會做出的「香港50年不變」承諾，加速將香港「一國兩制」形骸化，以及在東突對維吾爾人及哈薩克人等非漢人民族所開展的種族滅絕，甚至面對緬甸爆發軍事政變與近日的阿富汗事態，都不無可議之處。
其中阿富汗議題近日招致罵聲最多，拜登政府但求盡快撤軍，打壞川普政府原有布局、罔顧各種配套措施，加速原已幾無戰志的阿富汗前政府走向滅亡，自美軍7月初撤離阿國起、至喀布爾遭神學士（或音譯為「塔利班」）攻入為止，只經過約1個半月的時間，導致美軍不得不在喀布爾淪陷前後增兵於喀布爾國際機場，以加速援救美國使館人員、公民及阿國協力者等對象撤退。而美國倉皇撤退的景象，更令人不由得地聯想到1975年越南共和國（俗稱「南越」）亡國前最後一段時日美軍的「常風行動」，進而使當下阿國的重挫與過往的越南記憶連結於一，相當程度上動搖盟邦及夥伴對美國的信任。
因此，未來值得觀察的是：美國拜登政府要如何重建信任，以實力為後盾、拿出具體作為來對抗中國在國際各領域的步步進逼，而美國將如何協助立陶宛對抗中國的言論及各具體領域的霸凌，正是近期的觀察重點之一。
歐盟作為影響立陶宛的另一有力外部因素，目前表現反而比拜登政府正常一些。
歐盟在過去常因「不時強調對人權的重視，但也陷溺在歐中經貿關係不可自拔」的矛盾態勢，遭到國際人權倡議者及學者等各方的詬病，但自去年底歐中投資協定草案公布，並因中國對香港、東突及圖博（所謂西藏，下同）等等的人權狀況持續惡化，招致歐洲議會及各會員國部分政治人物反彈，而中國當局對部分反彈者的報復性制裁，反倒加速歐洲議會於今年4月底確定擱置歐中投資協定審議，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無法解凍。
而法、德等歐洲大國在意識到中國的問題—例如干擾南海國際航行自由、霸凌周邊國家及實體等等之後，去年起陸續推出印太戰略方案；歐盟今年起也已不像過去惟中國之命是從，反而採取開放態度、讓各會員國依據自身所需詮釋各自的一中政策，這也是立陶宛敢於對中國說不的有力外部因素。
而立陶宛的內部因素則有情報當局長期調查的積累、以及近年來積怨的逐漸爆發。
立陶宛國家安全局與國防部第二調查局（軍事情報局）身為情報機關，有合作編訂並發表「年度國家敵情威脅報告」的慣例。近年報告書可以明顯看出立國情報機關視俄羅斯與白羅斯（中文世界原慣稱為「白俄羅斯」）為主敵，以相當篇幅分析俄白2國種種舉措對立陶宛的影響；而中國則自2019年起出現於本報告書，存在感逐漸上升。
2019年版報告書用1又1/3頁的篇幅說明中國情報機構在立國與波羅的海區域的種種作為。該報告書開宗明義，認為「中國情報機構以立國為起點、逐漸擴展對波羅的海區域利益的關注」、「經濟及政治野心成長導致中國情報機構在立國更具侵略性」，並表示「中國國安部與（中央軍委聯參）軍事情報局均有在立國從事活動」，以外交機構為掩護，支使中國當局資助的孔子學院、在當地中資公司、新聞單位及留學生為其所用；而其活動目的則受其國家主權聲索及外交政策影響，例如降低台灣與圖博獨立議題在當地的曝光率。
立國情報當局認為，中國情報機構興趣廣泛，立國外交政策、經濟、國防，及從公開資訊中探尋外國國際合作方案及計畫中與中國有關的部分都是他們涉獵的範圍，並利用立國公民試圖探詢立國、北約及歐盟的機敏情資；對象方面，中國情報當局則以決策者及對中國懷有同情心且能涉及政治層級的個人為目標，手段上長期以贈禮、招待赴中旅遊及支付課程費用等方式拉攏他們，使這些人做出對中國有利的決策或成為受中國所用的人員。
之後2年的報告書，立國情報當局持續描繪中國情報機構對立國的新型態威脅。
2020年版報告書立國情報當局除了從該國全球安全的視角，在第66~67頁以2頁的篇幅說明中國情報機構在立國活動的概況、目的及手法以外，更在第32~34頁揭示中國情報當局利用求職網站「領英(LinkedIn)」推進其工作的新招數。
由於立國公私部門廣泛使用領英，因此中國情報機構也如法炮製，以為其情報行動早期階段創造機會，公僕、資訊科技分析師、國防部門僱員、科學家及其他領域專家是他們下手引誘的潛在目標，部份行動借助領英，不僅降低作業成本、也不會對中國情報員產生風險；有數千名立國領英用戶收到中國情報機構偽裝的公司所提供的入職邀請，以讓他們成為顧問或僱員，進而在情報工作為其所用。
該報告認為，從全球安全的視角來看，中國以透過一帶一路及其他戰略發展計畫提升其影響力、為涉入脆弱國家的經濟製造前置條件，並為獲取全球宰制地位其科技優勢的服務為目的，該國官員、國民營企業及情報官員都為此一目的服務。
而這些行動對被投資國而言，不僅會有失卻自身資源、基礎設施、國內市場及政治影響控制力的風險；中國當局更推動政治議程，以降低台灣及圖博獨立的曝光及支持、阻撓達賴喇嘛等政治領袖與政要會面，在世貿改革中繼續肯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操弄東突維吾爾人權問題的論爭走向，讓各國更加肯定中國在南海的存在，並推行所謂中國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立國除了克里普達港投資案以外並無重大基礎建設有受中國控制之虞，但報告書仍記載讓立國開始對中國產生警覺的關鍵事件—2019年8月23日示威，該次示威係中國情報機構為對抗立國舉行一連串聲援香港的示威，招募當地中國僑民在維爾紐斯舉行，示威者反嗆立國聲援香港者、至援港示威鬧場的戰狼嘴臉是促使立國公眾輿論覺醒的一大契機。
該報告書也觀察中國的軍事發展，認為中國意在以軍事行動守衛其戰略利益，並參與聯合國維和任務、創建海外基地，快速發展其軍工複合體，以為在全球展開其軍力的目標鋪路。
2021年版報告書隨著世局更加動盪，立國情報當局對中加深警戒，中國的存在感也因此更加活躍，在正文第一章「新安全挑戰」第14~16頁、以及第七章「經濟與能源安全」第64~65頁處都有提及。
該報告書第一章著重於描繪武漢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影響，認為中國等威權國家將大規模監視機制用於疫調，不分染疫與否蒐集本國及外國公民的個資與公共場所活動，中國不僅擴大其國家級監測系統，大規模建置監視器及閉路電視，應用無人機於監控中，還使健康碼成為中國人生活的一部分，民眾有上傳個資與醫療及旅行記錄的義務，進出疫區、搭乘交通工具或進入公共場所，都必須要接收代碼確認健康等級，綠、黃、紅的代碼各代表不同結果。
該報告書並認為：威權國家如中國及俄羅斯也利用此次大流行來詆毀西方各國並改善自身形象，並指出中國對歐盟成員國在大流行期間所也加強宣傳工作，以應對世界各國對中國在疫情爆發初期防疫不力的批判、塑造積極抗疫的國家形象，中國在積極面將自身描繪為最早抗疫成功並快速復甦的世界濟強國，並透過多邊合作等機制，對受疫情影響較慘烈的國家提供人道及醫療援助，以加強政治影響力。
根據該報告，中國以使領館為先導，確保醫療設備抵達受贈國以進行宣傳，中資企業也積極參與醫療用品等捐贈，以期在受贈國提昇知名度、增加競爭優勢；而在駐受贈國使領館及中資跨國企業以外，還有新聞媒體、受贈國的中國僑民及留學生組織，與受收買的政客、記者及學者作為側翼共同進行宣傳作業，將中國描繪為負責任的世界性抗疫領導者，宣傳中國黨政當局在其間的成就，挑撥民主國家間在大流行中的關係、宣稱這些國家欠缺團結。
而在立陶宛，中國也為了提高形象而展開醫療外交，中國黨政當局運送醫療物資至立國、並公開宣稱這些物資是在立國有直接利益的跨國電信及能源等公司「援助」立國之用；另外，中國當局也強化與部份媒體的合作，刊登由其贊助的文章，宣傳中國的抗疫、援助及「一帶一路」的實益，同時也主動出擊，對表達中國侵害人權和中國對台、港及圖博政策的擔憂的立國政治人物及人權運動者展開批評。此外，中國當局也透過駐立國大使館、新華社等新聞機構辦事處、立陶宛中國商會及僑社，試圖擴大在立國的影響力。
另外，該報告書也注意到中俄兩國為扭轉「因欠缺公衛管理能力而導致本次大流行、並因此招致強烈批評」的情境，投入大量資金資源用於疫苗開發及製造，將各該國的國產武漢肺炎疫苗作為增進其全球影響力的新型地緣政治工具的情形。
而在第七章「經濟與能源安全」中，關於中國的部份集中於２個方面，其一是中資企業參與立國基礎通訊網建設案，其二是克里普達港投資案。
通訊網一案由於５家投標廠商有２家是中資，中資投標廠商不僅採用中國製設備、提供相當程度的補貼優惠，立國當局因此起疑，認為中資投標廠商試圖獲得建置關鍵基礎設施的機會，透過基礎設施的建置擴大戰略部門的全球長期影響力，讓各國依賴中國技術、使中國有機會入侵通訊系統，甚至任中國在不利時破壞基礎設施。
中資參與投資克里普達港案雖然在立國瑙塞達總統為首的強力反對下，最終被投資者宣佈擱置，但中國為了建構一帶一路運輸網，仍不放棄在立國及區域其他國家持續物色投資用港口。
情報機關蒐集資料雖然能提供決策者及社會各界參考，但激起社會普遍性的不滿，仍然需要臨門一腳。
2019年有2大事件促使立國反中民意明顯抬頭，其一是前文所提到的8月23日反立國聲援香港示威事件，茲不再贅述，另一是該年底的十字架山事件。
後一事件概要如下：十字架山位於立國北部城鎮希奧利艾、在立國是具有歷史及紀念意義的聖山，旅人到當地時常常會樹立十字架以哀悼先人、為生者祈求平安長壽；2019年年底香港學者梁啟智與沈旭暉到訪當地時，發現有一座紀念香港亡者的十字架遭塗鴉、並有人疑似以繁體中文字書寫敵視香港反送中示威者的字句，而後有香港推特用戶上傳影片證實係口操中國普通話的旅客所為，不僅引發各方罵戰，連時任立陶宛左派內閣外長林克維秋斯都在推特上發文譴責此番破壞之舉。該次事件導致立國民意對中國反感繼續加深。
進入2020年以後，立國社會對中國的反感仍未止息，大選後由家園聯盟所組成的右派政府更延續上一屆左派政府後期的反中路線，並開始通盤檢討與中國來往的利弊得失。
檢討的結論在2021年逐漸浮現，同方威視在2月未能獲准出售行李掃描儀給立國機場只是前菜；2月9日立國總統及總理均缺席於17+1合作機制年會、3月立國國會宣佈支持政府退出17+1機制，都代表立國遠離中國路線的抬頭；4月立國國會舉行新疆問題聽證會，質疑中國當地政策措施的聲浪大起，遭中國駐立大使申知非反駁；5月20日立國國會通過「新疆．香港問題決議案」遭中國駐立使館強力批評；5月24日立國政府正式宣佈退出17+1機制；7月20日立國外交部宣佈允許ROC當局以台灣之名在維爾紐斯開設代表處，中國交涉未果後透過該國外交部發言人公開嗆聲，遭立國總統瑙塞達在接受專訪時回擊，歐盟也聲援立國，支持立國依據自身需求詮釋其一中政策。目前立陶宛、台灣與中國的三方相關論爭仍在持續發展中，但立國政府很明顯要將遠中路線繼續貫徹下去，並如其所宣稱般追求與台灣之間的互利互惠關係。
台立雙方的新型態夥伴關係，對台灣來說具有相當的示範意義。
在台灣的ROC政府於蘇聯解體後首先接觸並獲得初步成績的波海國家，其實不是立陶宛而是拉脫維亞，在1992年至1994年期間，ROC曾一度因該國總理支持而獲得外交承認，並在拉國首都里加開設ROC駐拉國總領事館，但該總領事館因1994年中國與拉國關係正常化而遭降格為台北代表團。其後，1991年1月至2001年5月，ROC也曾透過經援等手段換取時名為馬其頓的北馬其頓與其建交，但因馬其頓當時政局不穩，ROC在該國未能獲得政要普遍支持，最後因中國介入而遭斷交，這是ROC於1990年代後在歐洲嘗試擴展正式外交關係的第二次失敗。
21世紀20年代，由於國際抗中態勢的逐漸形成，台灣不僅外交在實務上逐漸擺脫中國名號、更以高科技產業及醫療—防疫成果為利基逐漸打開外交局面，台灣與立國互設外交代表機構，對於具有相似現代史經歷及共同價值觀的其他中．東歐國家而言，具有一定的示範效果，甚至要說「區域內的其他國家正在緊密注意台灣與立國發展關係的實益，以作為與台灣發展類似關係的參考」也不為過，因此台灣如何擴展與立國之間的關係也成為一大課題。
除了雙方部長、官員及國會議員等人物的互訪，開設桃園—維爾紐斯航空定期班機，建構雙方旅遊泡泡等台面上的機制以外，台灣可以做什麼以促進台立雙方關係持續深化，為台立關係增添更多實質互惠的機能，並為未來的台灣與中．東歐各國發展外交關係創造出典範？筆者認為重點在於打造出雙方的協作與扶助機制，方向如下：
首先，台灣可以協助立國一起面對或甚至解決當前的重大議題，其中又以武漢肺炎疫情的收束最為緊要。
在物資方面，台灣除了對應立國需求、繼續援助醫療器材與藥物等醫療物資以外，國產高端疫苗在台灣的首幾波施打確定效果不惡、且副作用較他廠更為輕微以後，可贈送立國一定數量的高端疫苗—第1代可以，對應各種變種株的後續新世代疫苗更佳—以作為今年6~7月間立國援台2萬劑AZ疫苗的回禮，若立國對高端疫苗同表好評，可在繼續援贈及友情價出售2方案之間擇一或混合搭配執行。
在問題的解決方案方面，民進黨政府不妨考慮將台灣抗疫經驗的標準化作業程序、以及其他相關配套等機制，整合為抗疫的綜合解決方案，並透過國際協作機制—例如GCTF工作坊，將此一綜合解決方案向友我國家輸出，必要時我國公衛醫療官員並可透過視訊及親訪指導等方式協助友我國家強化抗疫，以協助立國早日收束疫情。
在武漢肺炎的問題之外，另一同樣迫切且深遠的議題則是如何深化各自的民主體制，並強化各自面對週邊大國的能力。
深化民主體制之中，其中又以對抗大國的認知作戰較為迫切，因此台立雙方可以透過資訊相關部會官員及國會議員的交流，彙整雙方各自面對到的處境，並就「立法上及行政部門實務操作上，應如何有效防堵俄中等國各自對台灣與立陶宛的認知作戰」進一步共同研擬出行動方案，這套行動機制並可接納面對同樣或類似問題的國家—例如愛沙尼亞及拉脫維亞加入其中，並將實行成果反饋到次一階段的強化上。
另外，台立雙方在軍事及情報上也有交流的可能性，雙方除了檯面下的情資交換及通報以外，若有進一步強化交流的需要，不妨考慮簽署台立軍事情報保護協定，以加強台灣對區域各國—尤其是立場始終曖昧不明，但同時也是印太局勢不安定因子的俄羅斯—軍事動向的掌握；此外，雙方的國防官員也可以在民防動員及後備體制等方面進行交流，並規劃雙方軍官、甚至是將領之間的互訪及見習體制。
長遠來說，立國至少在永續發展、農林漁業及生醫與高科技等製造業等方面，與台灣具有互補或其他型態的互惠深化可能性。
永續發展不只是單純減少碳排放量而已，台灣與立國雖然氣候差異不小，但身為人口意義上的中小型國家及領土意義上的小型國家，應該有在「如何打造兼顧永續經營及經濟發展的體制」方面開展交流的空間，雙方可以從各自的經驗中獲得對自身有利的部份，進而強化自身的永續發展體制；此外台立雙方也可以就氣候劇烈變動下的永續發展與永續環境交流相關經驗。
農林漁業方面，雖然台立雙方自然環境也有差異—例如台灣是近數百萬年間才形成的島嶼，而立陶宛則座落於東歐大平原的一角上，台灣是四面環海的島國，而立陶宛領土週邊僅有一小段海岸線，剩下的區段都是陸地接壤，但出於物種多樣性的考量，雙方可以交換植物種子等物種樣本加以保存、並就農作物及蔬果等物種領域開展進一步的品種改良工作，若台灣的稻米及蔬果經過改良後，能夠適應溫帶～近寒帶的氣候，則將對提昇立國國民的餐桌豐富度做出更多貢獻。
生醫與高科技等製造業方面，台灣可以盤點立國需求，協助立國尋找能夠切入或提昇產業鍊位階的利基，例如將來若立國有意發展疫苗代工業，則台灣能夠協助其建置生產線，並提供商品授權生產；又或台灣與立國之間可以就高科技產業的軟硬體進行互補。
此外，為了培養台立雙方的人才，台灣除了目前既有的ROC外交部「臺灣獎學金」、同部的「臺灣獎助金」及教育部「華語文獎學金」，以及部份大學的台立學術合作與學生交流合作計畫以外，民進黨政府可以考慮興辦「台立獎學金」，台灣留學生立國就學期間可順便修習立陶宛文及其他週邊國家語言，以進一步培養熟習波海及週邊各國語言的學生、儲備外交及經貿人才；立國留學生來台也可順便修習華語及台語等各種台灣語言課程。
世局動盪，台灣宜結合具有相同價值觀及共同利益的國家，共同渡過大小變局，為各自的國家、甚至是整個世界的文明發展做出貢獻。希望未來台灣人也能夠繼續珍惜與立陶宛之間的友誼，並將這樣的友誼模式擴展到週邊、甚至是世界其他區域的國家。
作者：黃俊倫
1980年代出生，台灣人，成長於民主化的台灣，知識界的雜食動物，平時觀察政經社會及國際等議題、也慢慢建構出屬於自己的世界觀與對各項議題的觀點，目前正在磨練「更精鍊地用自己的文字將觀察後的想法與觀點表達出來」的技藝，同時一邊工作、一邊為了獲取各種資格身份而努力，以努力不讓自己變得平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