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卡夫卡到七等生看現代主義文學的靈魂救贖
by 黃宗玄

 


現代人的生活中,處處存在著生存壓力。也讓「心理學」、「憂鬱」、「焦慮」、「壓力山大」等等搜尋關鍵字,成為大眾最常關注的議題!面對內心的惶恐,小說家、文學家、底層階級們,以現代主義文學作為「控訴」生命不滿的出口,來作為自我紀錄、自我省察、自我塑造的過程。尤其,在「原生家庭」的陰影,以及生命的不幸與卑微、困窘和屈辱中,「文字」是唯一的寄託。


通常,現代主義作家都在經歷了家庭的「不完美」與「不得不」向現實妥協的狀態下,開啟了寫作的旅程。奧匈帝國的小說家,法蘭茲·卡夫卡(德文名:Franz Kafka,1883年~1924年),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文學家。其善於刻劃親子間的衝突、心靈上的匱乏與無情、現實生活中人與人的隔閡和異化、官僚體制的荒謬景象,像是代表作《變形記》、《審判》和《城堡》都一再揭示了人物角色的奇幻「變態」過程。


《變形記》是卡夫卡最著名的作品,而這部小說儼然就是作者本人的「生命經歷」。故事的開端,講述了職業為推銷員的主人翁一覺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了一隻巨大的甲蟲。但他不哀嘆自己的樣子,反倒是擔心該如何去工作。當他下了床,打開了房門,樣子著實地嚇了家人以及主管一跳。這麼一來,不僅嚇跑了主管,家人們也避之唯恐不及。妹妹嘗試著照顧他,給他牛奶和發霉的麵包,他變得只愛腐敗的食物,個性也變得像蟲一樣,害怕人類的聲音。


沒多久,原本是家中經濟支柱的主人翁,成為沒有工作能力的「負擔」。家中的成員開始外出工作,沒人能好好照顧他。一天,當他從房門走出時,爸爸在飯廳追著他跑,並用蘋果丟他,其中一顆蘋果因此卡在他的背上,引發細菌感染。很快地,飢寒交迫和細菌感染之下,虛弱地倒在儲藏室的陰暗角落中,甚至連遠本照顧他的妹妹,都認不出他了,最後只能寂寞、難受地病倒死去。


事實上,只要把卡夫卡小說裡頭的巨大甲蟲,代換成「憂鬱症」、「恐慌症」,亦或是「思覺失調症」,就一點都沒有「違和感」了!這些經驗,可以追溯到卡夫卡童年時光。他的母親從事家族的企業,每天工作時間長達12個小時,在工作日時,卡夫卡的父母都不在家裡,孤獨和寂寞總是圍繞著他。再加上,父親的獨裁和苛刻對自己影響極深,在他長達103頁的《致父親的信》中有著明顯清楚的展現。


在複雜且陷入了困境的成長歷程中,父親要求卡夫卡必須通過律師這門職業的培訓,而無法專心從事他最愛的寫作工作。當然,這一部分來自底層階級的無奈。其後,卡夫卡受聘於一家保險公司工作,利用空餘的時間,卡夫卡開始寫短篇故事。雖然,他經常會抱怨難有較充裕的業餘時間從事寫作,但他依然沒有對夢想卻步,書寫成為卡夫卡刻劃現實「荒誕」真相的一種宣洩與救贖! 


由此可以發現,現代主義文學本身,不是一種自我肯定的方式,而是一種自我「拯救」。卡夫卡藉由文字,把敏感的心靈在長期的鬱積之後所沉澱的東西清除出去,透過寂寞與孤獨之中的自我傾瀉與自我呼求,以此來獲得暫時的舒坦!無獨有偶,台灣也有一位著名的小說家,七等生(1939年~2020年,本名劉武雄)用著手中的筆,一步步地在揭開內心黑暗的世界,將內在積存的汙穢,一次又一次地加以洗滌清除,來喚回一種「自贖」…… 其代表作品有《我愛黑眼珠》、《沙河悲歌》、《重回沙河》等長篇小說,以隱遁小角色作為抗議台灣社會總體壓力的象徵。其中《沙河悲歌》曾改編為電影。1985年獲第8屆吳三連獎文學獎小說類,2010年又獲得第14屆國家文藝獎文學類。


七等生,是苗栗縣通霄鎮人。其父親原是小鎮上的公務員,不過因為個性的特異,被人解除職務,從此全家陷入長期的貧困之中。對此,七等生在《當我年輕的時候》回憶父親的書寫中曾提到:「因為時代的陰影,造成年幼的我與我父有些敵意和疏遠。他在我記憶的黑幕中顯現的是一個憂患的形體,他高瘦的身軀和臉上痛苦的眼神,以及他在病魔的纏繞之下的掙扎扭曲的情態,我常常為此而逃到無人的角隅去獨泣。」




因為家境的艱難,使得七等生在生涯規劃上,只能屈就於公費的台北師範學院(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這讓本來就帶有憂鬱氣息的他,面對早期師範教育那種極端保守而不合理的作風,感到格格不入與強烈的苦悶。甚至,一度遭到退學,雖然由於某一老師的說情而復學,卻因為另一位老師的「刁難」,不得不「重修」某一主科,因而延畢。這些也在七等生敏感的心靈留下深刻印記!


《削廋的靈魂》正是描寫這段時期,自傳性的小說。裡頭談到,那一個偽善的葛文俊老師,表面上裝做講理和尊重學生的樣子,私底下卻是牢記學生的每一次「藐視」,甚至伺機報復。那一個留美的教務主任閔真先生,裝作十足的自由派方式來接待學生,但當學生遇到困難時,卻只會唉聲嘆氣,骨子裡是個懦夫。以及滿肚悶氣,既沉默又了無笑容的鋼琴老師高鏡;算畫圖張數計算成績的美術老師巫榮等等,這些「怪異」的老師們,宛如又呈現了台灣早期社會的「典型」性,七等生彷彿用一把「照妖鏡」,映射出了上層社會的沉淪。




在七等生的筆下,人們不容易猜測他想要傳達的確切意涵,但在《我愛黑眼珠》的序章中,卻無意間洩漏了作者的心思:「想要在文字中去捕捉特定的涵義,實在枉費心機。真正屬於優秀的好作品,除了被察覺到作者心脈的跳動外,再沒有其他更重要的意義!」所有七等生的作品綜合起來,就是他心靈的自傳。而對七等生來說,心靈就等於他生命的全部,心靈的自傳也就是他一生的自傳,隨著「我寫故我在」的思想,不斷傳頌。


從卡夫卡到七等生看現代主義文學的靈魂救贖,可以發現:「卡夫卡剖析了人類世界的種種變異現象,但他卻是以一個誇張的奇異故事型態來呈現。事實上,巨大甲蟲隱含著人與人間的莫大疏離和異樣眼光,並且終究不容於世!然而,在現實裡頭,牠卻拯救了孤寂的卡夫卡和深受同理的讀者們;另一方面,七等生則是在苦悶的生命裡頭,默默地闡釋了一個台灣社會、文化變遷中的特殊意義。七等生現象,代表著一顆敏感的靈魂,並非單薄孤獨,反而能讓人們鼓足勇氣,成為一股溫柔的力量,扶著失落、喪志的落難者們,度過湍流!」


作者:黃宗玄

1989年生於台南,是聽著羅賓漢故事長大的孩子,兼具理性與感性的加成,帶著牡羊座不服輸的意志。大學時代開啟對寫作的熱愛,藉由寫作來剖析人生。畢業後在故鄉擔任物理治療師,透過近距離接觸患者來描繪生命的體悟。受吳晟老師影響,矢志「在文壇上守護土地」。運用文字記錄被漠視的聲音、被遺忘的過去,以及最珍貴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