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攝自: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j6A_w6zq9c) |
3月11日,中國全國人大在今年本次會議閉幕前,以2895票贊成、0票反對、1票棄權的比數,通過所謂「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草案」(i),內容包含選委會人數自1200人擴增為1500人,新設第5功能界別容納港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愛國愛港團體領袖及建制派代表等各色人物,並提高特首候選人在該選委會的提名門檻、賦予該選委會以提名並選舉下屆起香港立法會部份議員的權力;立法會增設為90席,分由選委會選舉、功能界別(職業團體)及直選產生;同時並設置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以確保特首、選委會委員及立法會議員等候選人能夠符合香港基本法及港區國安法等法律的要求(ii)。
該草案通過後各國譁然,台、英、澳、美及歐盟的政府外交要員,均以公開發言甚至是正式聲明,強力非難中國對香港的最新箝制性舉措(iii),其中英國外相拉布不僅發表聲明,譴責中國已違反1982年「中英聯合聲明」,更與G7其他會員國外長和歐盟外交及安全事務高級代表發表聯合聲明,指出「北京當局決定改變香港選舉制度,強烈顯示中國當局決心使香港的異議聲音與意見噤聲」(iv),中國當局也隨即以該國黨國官媒環球時報為前導(v)展開反擊(vi),國際外交界頗有另類的砲聲隆隆之感。
而在此時的台灣,除了中華民國陸委會在正式官方發言中批評中國此舉以外,不甘寂寞的退休老人馬英九這時候竟然也在公開場合指稱「中國人大強行修改香港政制,代表自1984年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以來,該構想正式走入歷史,即『香港一國兩制已死』」(vii),但連同其隨後「九二共識未亡」(viii)的發言一併遭到朝野各黨政治人物批判,對其發言持批判立場者,有謂「九二共識(自此起)即為一國一制」、「九二共識已經走不下去,馬英九應向全國人民道歉」,與其立場及黨籍居於同側者,則為其緩頰稱「九二共識不是一國兩制」(ix),雙方立場頗有扞格。
馬英九對香港選制遭中國強行「魔改」,距離港人特首及立法會議員雙「真普選」訴求與其內涵愈來愈遠的相關發言,可以從「香港一國兩制是否真亡於此次中國全國人大此次選制修法」的角度切入進行探討。
依筆者管見,由於「民主化 vs. 共產化」「國際化 vs.中國化」及「形成國族vs.遭吞併為中國的一部分」的命題各自呈現互斥關係,所以前揭「香港與一國兩制生滅」的問題,應該進一步分成兩個部份進行說明,其一是「香港去國際化的遠因、以及種下去國際化禍根的具體時點」,其二是「香港去國際化在1997年後的具體進度,以及與此一進度相伴隨的一國兩制生滅」。
首先先簡略探討第一個問題。
作為前英國殖民地,保有司法獨立、並在相當程度上因此成為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暨貿易港,但因中國黨國威脅阻撓,到末代香港總督彭定康時代才加速推動民主化政治改革,因此在中國接管香港初期仍保有港英遺風的國際都市香港,其去國際化的遠因係起於香港國族意識的成長緩慢與後進性;種下禍根的時間點係在1979年起中國改革開放、以及包含香港與其母國英國在內的西方世界逐漸恢復與強化與中國當局及中國各界的接觸時,此一過程至今為止尚未完全結束。
末代港督彭定康(圖片取自:852郵報) |
香港之所以落入「目前國族意識尚在成長階段,即便在健全環境下仍須時間方能成長茁壯,但目前中國黨國已設下、且仍將持續追加更多道枷鎖,以遏止香港國族意識成長」的此一境地,遠因有內有外。
遠因中的最大外部阻力係來自於共產中國當局。一份文號為FCO 40/327的英國外交暨國協事務部涉港檔案,內文收錄的時任中國總理周恩來及廖承志等涉港要人的相關發言等紀錄,足資證明中國當局確有在其間當面對英國外交代表施壓、威脅英國政府「不得在香港推行民主化政治改革,否則解放軍將揮軍南下攻打香港」的情事。
前揭情況加計英國的全球帝國體制於1950年代起逐漸收縮、在1960年代逐步裁減蘇伊士運河以東的軍事佈署,僅在香港僅保留象徵性兵力的情形,當時的英國會不會如同1982年福克蘭群島戰爭般,在香港因推動民主化政治改革而遭中國出兵攻擊時,調集母國兵力馳援香港,是頗有疑慮的問題。也因此,原本在1945年香港光復後由復任港督楊慕琦所提出、以香港自治領化為最終目標的政治改革計畫,在1950年代遭其後任葛量洪向英國本國政府多番遊說後終遭擱置,1950年代末期到1970年代的柏立基、戴麟趾及麥理浩三位港督,在一方面應對香港快速發展過程中所累積的各種問題時,也只能盡量把香港帶向欠缺大眾民主的法治善治。
而內部遠因的一部分則跟前揭外部遠因有關,由於香港大眾在1950年代普遍與公共事務距離甚遠,立法局及市政局等機構的選舉常常僅係少數人的活動,參與者多時也不過數萬,與香港當時成年人口數因接收難民等因素突破百萬人大關的情況不成比例,民主化改革的夭折更使此一情況無法獲得充分扭轉,即便當時香港已有獨立自治運動先驅馬文輝成立「香港民主自治黨」,倡議香港應如馬爾他般循自治而邁向獨立建國,但當時支持者少,其倡議遭港英政府與多數港人冷眼以對。港人對公共事務的普遍冷漠直到1960年代起才逐漸好轉,但直至21世紀初期,香港人的國族認同仍以中國為大宗,即便已經開始關注公共事務,其關注也常著眼於具體社會民生領域,六四後才加入中國民主化的訴求,自然不利於香港國族意識在2010年代前的生成。
香港去國際化並逐漸退縮為中國普通城市的禍根,係於中國在1979年後正式進入所謂改革開放時期時植下。
經濟上,當時香港如同西方世界各國一樣,開始將自身經濟體系與中國嵌合,港商逐漸將製造業基地向鄰近香港、新近開放為經濟特區的深圳,乃至中國廣東省其他地區甚至其他省區轉移,種下日後香港實業部分遭掏空、經濟命脈相當程度操之於中國的因子。
政治上,「1982年中英聯合聲明」對中國而言是一次外交勝利,英中兩國在未充分聽取香港民意的情況下,決定15年後將香港「交還」給中國,此後中國當局更能透過新華社香港分社(「中共香港工委」的公開招牌)及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等檯面上管道,以基本法起草委員及港事顧問等名銜、加上經濟等各種型態的有無形利益,引誘香港各界領袖人士轉向並向其輸誠,港英政府尚未退去,而統治因此有逐漸遭中國明暗掏空之勢。
接下來是第二個問題。
所謂的「一國兩制」,其內容的最直接原型係1981年10月由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所提出的對台「葉九條」方針,該方針試圖藉由給予台灣高度自治權,換取當時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蔣經國政府接受所謂兩岸統一,但蔣經國政府並未接受此一提案。
而在1982年中英聯合聲明簽訂、英國在聲明中也接受中國對香港在日後相當於一國兩制的政制內容安排後,當時中國實際執政的鄧小平,則出於對台灣展現示範效果、對香港人故示懷柔安撫,以及向西方各國示好賣乖等因素,將這套原本要用在對付台灣的政制架構稍加調整後,演變為1984年時的「一國兩制50年不變」口號、以及據此對香港所開出的各種承諾支票。
1997年7月1日後,直到習近平2012年成為中國黨國最高領導人、並逐漸緊縮香港一國兩制有限自治空間之前,係香港去國際化及實際操作一國兩制的前期階段。
由於當時中國處於江澤民至胡錦濤時代,對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維持「韜光養晦」戰略,以若有若無的「中國被整併進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後,必然會走向政治民主化」虛幻希望作為其保護色,實際上透過吸引外資等手段蓄積經濟力、並持續進行對西方世界的長期滲透,所以在這約15年的期間,中國當局表面上大致仍然能保持其「接收」香港時所宣稱的「50年不變」承諾。但由新華社香港分社改制的中聯辦,實際上也在持續強化對香港的明暗控制,包含拔擢對其忠貞的港英時代公務員、持續強化與香港親中政治商人間的利益紐帶,進一步完成對黑幫的籠絡控制,及更大力扶植建制派政客及政黨與民主派相抗等等舉措。
而習近平在2012年起漸次獲得身為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名銜與權力後、直至目前為止,則是香港去國際化及一國兩制的後期階段,香港一國兩制下的自治空間遭劇烈掏空,兩制逐漸讓位於一國。
習近平逐漸撤去1997年至2012年間香港一國兩制的偽裝色彩的原動力,係根源於其思考模式定格於少年時代失學前所接受的所謂毛澤東思想,以及他對中國政經等實力的過分樂觀估計,認為中國已經有與美國成為雙極(G2)分庭抗禮的可能性,遂而明目張膽揚棄韜光養晦政策,開始試圖將其赤色中華帝國主義包裹為「中國夢」等名目,以向全世界推廣所謂中國模式。
而逐漸因單程證、雙非子女及其他中國人分食香港資源的舉措而累積不滿,對前途感到渺茫,遂而發起雨傘革命等示威的香港人,在習近平眼中則是帝國邊陲的不逞逆民,在他的思考迴路中,對這些不逞逆民就應該收緊其自由、壓縮其自治與國際化空間,確保符合他的意識形態需求的所謂愛國者們統治香港;另外習近平的類似意圖,也會變成中聯辦及特區當局揣摩上意的目標。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林鄭月娥為首的特區當局在近年開始益加荒腔走板起來,首先在2019年年中以陳同佳在台殺人案為藉口推出逃犯條例修正案,進一步引發全港多度百萬人級反送中大示威,其間香港警察及港鐵等港英時代頗受社會信賴的機構的表現也成為香港人對其信賴度急降的理由;參與示威的香港年輕人在遭警察捕去後消失一段時間、發現時已成屍骸的情況也開始成為家常便飯。
去年2020年6月,醞釀已久的港區國安法獲得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隨後並被特區當局納編進香港基本法作為其附件三、於同年7月3日晚間公布施行。其內容荒謬程度前所未見,因為香港特區當局獲本法授予的管轄權舉世無匹,甚至連外逃港人政治犯或非港人的外國人,只要被香港特區當局認定觸犯該法,都有可能因此在配合港府行事的國家被逮捕;同時該法也促使習近平政權在香港增設複數機構,例如國安公署、港區國安會及警務處國安處,充分展現習近平對香港與港人的不安程度。
以人的狀態來比喻,逃犯條例修正案所引發的大規模示威、示威期間港警港鐵等機構的形象崩壞,以及港區國安法的公布施行,對一國兩制而言,相當於癌症病患被宣告為癌症末期並送入安寧療護病房;而本次的香港政制修改方案及「公務員需宣示效忠基本法」新制,則相當於一國兩制已經陷入昏迷,雖然尚未正式死亡,香港一國兩制已經只剩形骸與最後一口氣。傳統基金會今年的最新評比,以香港正在中國化為理由,將香港自經濟自由度排行名單中除名,則可以理解為係西方國家為香港一國兩制所預先起草好的墓誌銘及訃聞,代表西方社會開始認為香港在中國管轄下已經不再是國際級的金融都會了。
經過中國人大上週的最新修法,以後香港就算還保留一國兩制,其內容也將遭習近平政權繼續置換成他們想要的樣子,直到足以打破最大多數人對一國兩制的幻想為止;更不用說如果未來香港政制直接被該國內地化,也就沒有什麼兩制的問題了。
至於同時身為國際法學者的馬英九的「一國兩制已死」說則有失精確,因為名目上一國兩制仍然存續,截至目前為止中國並未正式廢除香港的一國兩制。或許此一發言可以被理解為是國民黨黨魁選舉前哨戰的其中一環,或有可能是用此一說法來吸引社會輿論關注、招致各方批判以拉抬輿論聲量,若屬實,這些聲量或鎂光燈會轉嫁到誰身上尚且不明;也有可能只是退休老人不甘寂寞求他人關注的另類行為型態就是了。
作者:黃俊倫
1980年代出生,台灣人,成長於民主化的台灣,知識界的雜食動物,平時觀察政經社會及國際等議題、也慢慢建構出屬於自己的世界觀與對各項議題的觀點,目前正在磨練「更精鍊地用自己的文字將觀察後的想法與觀點表達出來」的技藝,同時一邊工作、一邊為了獲取各種資格身份而努力,以努力不讓自己變得平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