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年十一月廿三日夜裡,《徵信新聞報》(現在的《中國時報》)與《聯合報》的兩位記者彭麟與于衡來到南港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中研院)胡適院長的宿舍(即現在胡適紀念館的故居),想打探一下胡適對於《自由中國》這份刊物的實際負責人雷震被控以「叛亂」等罪名的覆判「維持原判,仍處以十年徒刑」的結果,有什麼樣的反應。他們到達的時候,胡適正在玩骨牌「過五關」。胡適告訴他們,他是在吃晚飯的時候聽到這個消息的,「心情很不好,什麼事情都不想做,所以玩『過五關』解悶」。胡適又告訴兩位記者:
現在教我還有什麼話說。我原來想,覆判過程中有著較長的時間,也許覆判的判決會有改變。現在我只能說大失望,大失望。
胡適的「大失望」,其來有自。當兩個多月前的九月四日,胡適遠在美國開會,突然接到副總統陳誠發來的電報,電文裡說:「《自由中國雜誌》最近言論公然否認政府,煽動叛亂,經警備總司令部依懲治叛亂條例將雷震等予以傳訊,自當遵循法律途徑,妥慎處理」。胡適大吃一驚,當日即復電謂:
雷儆寰【即雷震—引者按】愛國反共,適所深知,一旦加以叛亂罪名,恐將騰笑世界。今日唯一挽救方式,似只有尊電所謂「遵循法律途徑」一語,即將此案交司法審判,一切偵審及審判皆予公開。
胡適屢屢公開表達這樣的態度,卻無濟於事:雷震還是未經「司法審判」,而是交付軍法,並被判了十年徒刑。胡適返臺後,一直要到十一月十八日才有機會同蔣介石總統會面,話題自然少不了雷震的事。胡適很清楚,雷震被控以叛亂,《自由中國》的言論固然是原因,但雷震積極推動「反對黨」的組織,更是賈禍之源。所以,他向蔣介石總統提出了這樣的盼望:
十年前總統【即蔣介石—引者按】曾對我【胡適—引者按】說,如果我組織一個政黨,他不反對,並且可以支持我。總統大概知道我不會組黨的。但他的雅量,我至今不忘記。我今天盼望的是,總統和國民黨的其他領袖,能不能把十年前對我的雅量,分一點來對待今日要組織一個新黨的人?
然而,即使如是當面進言,蔣介石總統還是沒有這樣的「雅量」:雷震的「叛亂」罪名依舊,仍被處以十年徒刑。聽到消息會「悶到不行」只好「玩『過五關』解悶」的胡適,既是對自己究竟為什麼要支持蔣介石總統的無可奈何的排解,同時也大概想起了十年前蔣介石總統「希望」他出來組黨的往事罷?
這段往事的背景,正是一九四九年蔣介石總統領導的國民黨政府在中國大陸兵敗如山倒的時分。一九四九年一月蔣介石總統「下野」,以國民黨總裁的身分,拜託胡適前往美國爭取援助。接受了這項使命的胡適,在那年的四月廿二日抵達舊金山,美國記者蜂擁而至,要聽聽他對「紅軍過江【長江—引者按】了」這條大新聞的反應。胡適當時的立場是:「我願意用我道義力量來支持蔣介石先生的政府」。他說:「我的道義的支持也許不值得什麼,但我說的話是誠心的。因為,我們若不支持這個政府,還有甚麼政府可以支持? 如果這個政府垮了,我們到那兒去! 」在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胡適的態度很堅決,他選擇了站在蔣介石與國民黨這一邊。
但是,胡適的選擇是有條件的。即如他在一九五一年五月卅一日給已然「復職」重登總統寶座的蔣介石的信裡毫不客氣地指陳,「一黨專政」實為國民黨的「大錯」。因此,他提出了一份「實行多黨的民主憲政」的方案,高唱「今日要改革國民黨,必須從蔣公辭去總裁一事入手,今日要提倡多黨的民主政治,也必須從蔣公辭去國民黨總裁一事入手」的聲調。在這封信裡,胡適對蔣介石總統一直希望自己「出來組織一個新政黨」的事,更明白拒絕:「我沒有精力與勇氣,出來自己組黨」。胡適的拒絕,則和當時甚囂塵上的「第三勢力」運動有密切的關係。當「第三勢力」的領袖之一張君勱在一九五二年五月七日為這件事來拜訪胡適時,他一樣以拒絕二字回應之,並聲言道:「此時只有共產國際的勢力與反共的勢力,絕無第三勢力的可能」;稍後,胡適更公開表示:
由於世界局勢的逐漸明朗,共產極權與民主自由兩大陣營的界限已經更分明了。在這種情形下,絕對不會有任何所謂第三勢力的出現或存在。……現在的世界上只有兩種勢力,一種是共產黨的惡勢力,另一種是反共的民主自由力量,沒有『第三勢力』。如果有的話,也只是尼赫魯之流的癡人說夢。
不過,在張君勱等「第三勢力」人物看來,要在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做選擇,其實是「在兩個惡魔之間選擇比較不壞的一個」。因是,胡適會選擇站在打出了「自由中國」的蔣介石與國民黨這一邊,他們都是非常地不以為然。歷史也證明了,在臺灣的國民黨,絕對不是「比較不壞」的「惡魔」:雷震等人終於被捕入獄,《自由中國》也被查禁。因此,號稱「自由中國」的土地,其實是名實不符、沒有自由的。
身為《自由中國》的精神領袖,胡適當然是它的支持者。不過,他也不是完全站在《自由中國》這一邊。他當然肯定《自由中國》爭取臺灣的言論自由的努力,還曾說要表彰雷震在這方面的執著,主張替雷震塑一座銅像。可是,對《自由中國》的某些言論和行動,他並不以為然。像《自由中國》曾明白表示能否「反攻大陸」的問題,「祇好保持一個也許較為遙遠的希望」,就被認為是提倡「反攻無望論」;胡適則說「反攻大陸」是一個「無數人希望的象徵」的招牌,所以不應該被質疑,「我們不必去碰它」。至於《自由中國》與雷震熱心之至的籌組「反對黨」的行動,胡適更明白表示拒絕:或者總拿自己「不會到了七十歲才來參加政治」這樣的說辭,或者屢屢以「盼望胡適之出來組織政黨,其癡心可比後唐明宗每夜焚香告天,願天早生聖人以安中國」這般的論調,做為他不會參與組黨行動的「自我防衛」的盾牌。
胡適的種種表態,既阻止不了雷震為新的「反對黨」催生而努力的行動,也抗拒不了以蔣介石總統為首的黨國威權體制扼殺這個「反對黨」的「逆流」。在雷震和蔣介石之間,胡適的角色與選擇微妙之至。當雷震為「反對黨」—中國民主黨的組織而換來入枷繫獄的結局時,胡適固然公開表態說不能將「叛亂」的帽子加在雷震的頭上,也更與公眾一起連署「請求總統特赦雷震」,在幕後私下的場合更直接向蔣介石總統為雷震「請命」,但他的行動卻類似於傳統中國的臣子向君主「進諫」的方式,要求統治者「施恩開仁」。身為自由主義者的胡適,這時候的行動,其實是一點都不那麼「自由主義」的,連向政治權威「嗆聲」一下的動作都不復見了。遙想一九二○年代末期的胡適,曾公開指責蔣介石「生平不曾夢見共和體制是什麼樣子」,也激烈批評國民黨政府「訓政體制」之不當,倡言「上帝尚可批評,何況孫中山」。一九五○年代末期的胡適,卻似乎顯得疲憊與無奈。
所以,詩人周棄子寫了這樣一首諷刺意味十足的詩,直批胡適曰:
無憑北海知劉備,不死中書惜褚淵,銅像當年姑漫語,鐵窗今日是凋年。途窮未必官能棄,棋敗何曾卒向前,我論人才忘美事,直將本事入詩篇。
胡適要替雷震塑銅像的主張,被詩人看成是「漫語」一番;成了中研院院長這般「大官」的胡適,也被詩人看成是「未必」能「棄官」以爭的「途窮」政客了。雷震並不同意詩人的諷刺,他更對胡適的作為有「同情的諒解」;但是,胡適與雷震共同希望的「自由中國」,俱成幻影矣。
身為國家學術建制的最高領導者,中研院院長一職,總是和政治有著千絲萬縷微妙而複雜的關係。擔任中研院院長的人固然是學院領袖,更基本的角色,還是個知識分子,還是國家的公民之一。可是,當中研院院長在政治領域裡得做出與其他公民一樣的抉擇時,好像往往得面對著更為困難的局勢:他的「有所為」,亦或「有所不為」,眾目睽睽,儼然都具有相當的「示範」意義。在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在雷震和蔣介石之間,胡適面對時代潮流與現實環境的選擇結果,有掌聲,也有批判與異議。那麼,中研院院長的任何政治選擇,就必然引發無可避免的爭議。是非善惡,皆在一時之間,實在未必絕對可以截然區分。胡適做出抉擇後的複雜心情及其歷史結果,應該值得人們細細品味。
本文出自:《學術大師的漏網鏡頭:中研院名家史話,你不知道的蔡元培、胡適、傅斯年、陳寅恪、董作賓、顧頡剛……》
作者:潘光哲
出版:臺灣商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