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的「我反戰」，在台灣掀起波瀾。這不是龍應台的第一次。龍應台在面對變局時，經常會站在道德的制高點，展現她高傲的批判。但隨著資訊公開與時代進步，這種龍應台「一次又一次」做作聲量終將逐漸減消，乃至波紋不起。原因無他，誠如馮賢賢所說，「有官做就留台灣，沒官做就說掰掰；享盡香港的好處，卻對港人的苦難袖手旁觀；佔盡台灣的便宜，卻教訓被霸凌的台灣人說不管你說什麼我反戰；從沒吃過當中國人的苦頭，卻自認為是驕傲的中國人；不敢對『摧毀文明所有細節』的中共置一詞，卻對在乎文明細節的台灣開嗆，尷尬人必有尷尬事，此之謂也。」（〈台灣最需要檢討的文明細節之一是龍應台這種人會紅〉）
馮賢賢這段話應該分兩個角度來解讀：龍應台這種人及龍應台掀起波瀾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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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民間支援香港協會理事長馮賢賢指出，「台灣最需要檢討的文明細節之一是龍應台這種人會紅」。照片出自：馮賢賢臉書 |
龍應台這種人並不獨特，國民黨裡面有一大堆，卸下官職就跑到美國的也一大堆。若還能有發言權，就順著國民黨、當官的風格，對臺灣數落一番。將之擴而言之，在中國的共產黨中，不也是一大堆這樣的人嗎？這是現代中國文化的現象之一。
龍應台會掀起波瀾，主要在於他的發言權和他在相對封閉社會中的引入新思考。龍應台的崛起與他的《野火集》在中國時報副刊有密切關係。這個很重要。金恆煒先生當時是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編輯。他說當時中時和聯合的副刊，合佔平面媒體曝光度的70％。能上中時副刊，對龍應台能成為著名的文人，有相當大的重要性。龍應台所掀開思想啟示（啟示，不是啟迪）若沒有野火現象，龍應台與其他文人沒有重大差別。
野火集主要的影響風格，這讓我想起另外兩個人，胡適、李敖。胡適的白話文與提倡自由民主影響相當多人的言行，而其引進新知而自居「但開風氣不為師」，給民初的中國，啟迪不少新觀念。李敖心儀胡適風範，且在「但開風氣不為師」也有很高的成就。李敖一生最重要的成就與他掌握文星書店有關，而文星書店對臺灣最大的貢獻，就是引進西方新知。胡適有西方經驗與西方文化的認知，但當國民黨戰敗而退出中國後，胡適就沒有影響世人的舞台。李敖有舞台但沒有西方經驗，因此儘管他大力呼喊民主，但畢竟隔靴擦癢。反映在現實，就是當民主自由在李敖所居的臺灣降臨時，他竟然無法有效回應，而退回擁護保守的中國民族主義。與他前半生力倡自由民主恰成強烈的對比。
龍應台有西方經驗，也有發言權，但他在《野火集》之後離台，再也有沒有比較深刻的著作。原因在於他的文化深度、立場及介入政治。龍應台喜歡以左派論點自況，自認是進步文人，卻和國民黨這種右派政權緊密結合在一起。
龍應台的文章模式是這樣。拿歐洲或德國現象來表示他引用的狀況是比台灣更比較高級、比較好的，然後將臺灣案例放入他的文章與價值觀中，進而批判臺灣。若文章在此終結，或許我們很難找到他的瑕疵。但龍應台要談到現實，又要介入政治，並且以他所屬政黨國民黨利益、自身的身分等來批駁別人，就讓他的文章出現嚴重矛盾。
更進一步說，若我們以進步價值序列角度來解析龍應台的文章。在一般的看法上，空間上，歐洲德國優於臺灣，臺灣優於中國；時間上，現在優於過去；政黨施政屬性上，較偏左、民主、自由的民進黨，優於較偏右、黨國體制精神的國民黨，更優於共產黨。若龍應台順著這樣的順序批判，他的文章至少不會出現矛盾。但龍應台就是會拿著進步的概念，站在國民黨立場罵民進黨、站在共產黨角度笑國民黨。將這樣的論述方式與他會拿歐洲德國笑臺灣，乃至笑得不倫不類，間接反映出他對臺灣的歧視。這也是他會被嚴厲批判的重要原因。
例如他批判當時已經當過台北市長，而快要成為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的陳水扁。一樁陳水扁當市議員時，質詢錢穆所住的地方素書樓是違法建築，導致錢穆感傷搬走。被龍應台認為陳水扁對文化、文人沒有足夠的尊敬，乃至迫害。但龍應台此處強調是對傳統文化與傳統文人的尊崇，這與他標舉的西方守法精神相違背。龍應台另一文批判臺灣的地理教育，他強調德國小學教育以認知自己故鄉為始的教育方式非常好，卻在同文批判臺灣現在重視本土環境，讓學子不知道長江黃河。龍應台這篇文章放諸在他所受過的臺灣教育與現況，臺灣現在比以往更重視學生的生活環境，不就是比以往更「德國」嗎？怎麼又回到必須與中國聯繫的環扣中才對呢？龍應台一方面謳歌歐洲牧人的悠閒生活，卻又批判臺灣國民的知識封閉而不知道國際知識。
龍應台沒有注意到幾點。在他的價值觀中，西方與中國現象，若不是兩者在某方面有本質上的不一樣，或者在程度上有前進與落後的差別。臺灣的現況恰好處在歐洲與中國之間。因此，若歐洲中國都好，則臺灣也應該會好。若臺灣比較差，則比臺灣落後的中國，應該會更差。這種現象也可以放在歐洲德國、民進黨與國民黨的關係上去分析。然而當龍應台批判民進黨、臺灣時，人們會質問龍應台怎麼去看待他曾服務的馬政府的國民黨、中國呢？
龍應台不當官、不介入政治，將使他遠離鎂光燈，也許人們不會那麼強烈批判他。龍應台不捨棄這些，就要接受批判。
相較於胡適、李敖，龍應台比較悲哀的是民智大開和他與其他兩者不同的人格特質。中國時期的胡適、文星的李敖和野火時的龍應台，他們的成名某種程度都與接近媒體、引動思潮有關。一旦舞台改變，新知不再，他們的時代就過去了。胡適是因舞台改變而不再是那個令人尊敬的胡適。李敖因臺灣民主化、自由化而不再被廣泛的知識分子尊敬，淪為媒體、娛樂人士口中的李敖大師。龍應台則在網路資訊自由及不斷的檢視下，變成醜態頻出的文人。
野火集的龍應台，有德國籍的男友、父執輩親近蔣家、自身外省籍、軍旅家屬的身分等，保護著他。八九天安門事件前夕，在北京的龍應台，匆匆忙忙帶著兒子衝到機場去搭機離開中國。這三十多年來，沒有看過他有什麼深刻的檢討文章出現。香港反送中、港版國安法通過之後，也沒有看過他有怎樣反省的文章出現。現在中國軍機、侵犯台灣領空，機艦頻繁繞台，他的態度是對著臺灣人說：我反戰。
看到龍應台義正辭嚴的文章，和他實際的表現，讓人不得不困惑：這樣的人怎麼能長期盤據臺灣的媒體？
作者：南嘉生
國內大學副教授，專攻政治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經濟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