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婦實體博物館「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
by 余杰

 

(編者按)昨日(8月14日)是國際慰安婦紀念日,位於台北大稻埕的台灣慰安婦實體博物館「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驚傳將在11月閉館。報臺編輯特別取得主流出版有限公司的授權,刊登余杰所寫的〈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盼望有更多人在閉館之前把握機會到這間意義特別的博物館參觀。以下就是余杰的好文:


壓傷的蘆葦不折斷


2016年春天,我在臉書上看到大稻埕要設立「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的消息,立即跟友人周奕成聯繫,請他介紹我前去參觀。不過,那時紀念館還在施工中,只能看到老建築的風格和空間結構,展示品也還未陳設出來。


主持「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的婦女救援基金會,成立於1987年。當時,媒體大量報導未成年少女被無良父母所賣,強迫為娼,引起政府及社會極大的震撼,一群有識之士遂成立婦援會,投入慰安婦維權、婚暴婦女及人口販運被害人的權益倡導及服務工作。婦援會的成立,除了開啟臺灣「終止婦女買賣」的先驅之外,更建立了臺灣婦女運動史上、結合性別平權意識於實際救援行動的里程碑。


在慰安婦人權運動方面,自1992年起,婦援會就協助慰安婦倖存者對日本的求償行動,設立申訴電話,進行調查和認證工作。婦援會也長期提供慰安婦倖存者生活照顧與個案服務,多次透過國際行動,聯合南韓、菲律賓等國的支持團體與倖存者,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賠償。1999年,婦援會陪同九名慰安婦倖存者前往日本,向日本政府提出訴訟,為之爭取正義和公道。然而,2005年,日本高等法院宣判,三審敗訴定讞。


雖然有許多困難和挫折,但婦援會從未停止和放棄,不斷透過多元方式,讓慰安婦倖存者的故事被公眾看見、聽見:辦理展覽、出版書籍、發起街頭行動、舉辦研討會、進入校園推廣教育、與國際慰安婦支持團體交流、發行電影《阿媽的秘密》和《蘆葦之歌》等。


在歲月中日漸凋零的受害者們,是臺灣女權運動的先驅者,她們將憤怒化為堅毅,將傷痛化作溫柔,互相扶持走過漫漫長路。她們勇於站出來,為自己及姊妹們發聲,展現了在性別暴力運動史上難得一見的被害人為自己倡議的能量。在最後的生命歷程中,她們「以愛之名,原諒自己,欣賞自己,並勇於作夢,與生命和好」,成為照亮別人的發光體。


今日,各國皆有以女性生命為主題的博物館,像荷蘭「安妮之家」、韓國的「戰爭與女性人權博物館」、日本「戰爭與和平女性博物館」等,透過展覽、活動、教育倡導提升人們對於人權、戰爭、性別正義的關心與省思。那麼,臺灣能不能有一間紀念戰爭性暴力受害者為主角的紀念館呢?


婦援會陪伴慰安婦倖存者長達廿多年,已收藏影音及書籍等相關資料五千多件,慰安婦人權運動紀錄、慰安婦倖存者個人物件、身心工作坊作品等相關文物共七百多件,這些是臺灣慰安婦歷史的重要文物資產。然而,礙於基金會的資源及財力,以前僅能在有限的空間及經費下做好文物典藏工作。隨著收藏越來越豐富,迫切需要一個長久保存珍貴歷史記憶及文物的場域。


最後,婦援會承租了一棟位在大稻埕迪化街的老建築作為紀念館,將其命名為「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這是一個充滿在地色彩又具有普世價值的名字:在臺語中,「阿嬤」是奶奶、外婆之意,亦能稱呼年長女性;而戰爭中最大的受害者群體是女性,唯有和平才能保障女性人權,和平具有彌足珍貴的價值。


紀念館所在的這幢建築有八十多年歷史,是大正民主末期流行的歐式風格紅磚建築,與阿嬤們出生的年代大致相近。臺灣僅存的四位戰爭性暴力受害者之一的小桃阿嬤就是大稻埕人,她所就讀的小學就在紀念館旁邊。作為臺北最早發達繁榮的地方之一,大稻埕與多名阿嬤的生命歷程都有所連結。大正民主的夕陽之後,日本邁入法西斯化的快車道,此類蘊含著多元和開放價值的建築亦成絕響,阿嬤們的悲慘命運隨之降臨。


原來沉默的蘆葦也會唱歌


2017年夏,當我再到臺灣的時候,「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已正式登場。館長康淑華介紹說,紀念館以紀念阿嬤的生命故事為出發點,與當代女性展開跨時空的生命對話。這裡溫暖平等,發出自由的光芒。紀念館以女性的人權保障為主題,希望成為一個集結當代文史展覽、婦女培力及人權教育的多功能場域。


一樓剛進臨街的空間,為「女力發展‧公益商店」—AMA Café。這家小小的咖啡館提供援助「盧安達戰爭地區」的公平貿易咖啡,並販賣「阿嬤家」的文創商品,也讓創業婦女及公益夥伴之商品在此寄賣,提供婦女就業和自立的機會,是一處實踐女力發展的場域。濃濃的咖啡香味彌漫在四周。


入口處是阿嬤之一「宛女」的三幅繪畫作品。宛女是化名,中國儒家文化視女性失貞為恥辱,宛女阿嬤畢生不願意曝光,自感黯淡的人生,卻在身心工作坊拿起畫筆時,意外打開美麗新世界。她原來天生就有藝術家的稟賦,經歷了坎坷的命運,在憂鬱的面容下,心裡居然藏著如此豐盛、光亮、自足的小宇宙。婦援會曾想為宛女阿嬤舉辦專屬畫展,卻因阿嬤一再謙辭而未及執行。已經去世的宛女阿嬤,沒有機會看到其作品備受讚賞;至今,宛女阿嬤畫筆下的樹、花、魚、鳥,依舊生意盎然,彷若她內在生命的燦爛餘光永不熄滅。


作家曾淑美有一首題為〈小宇宙:獻給宛女阿嬤〉的詩歌:

妳抱著心裡的小宇宙

穿過無數地獄

最後完整地

把美交到我們手上

妳抱著心裡的小宇宙

不顧野獸撕咬

把禽鳥和游魚和花朵

偷渡給永恆時光

 

在展示空間中,有設計師精心打造的「翻轉櫃」。打開「翻轉櫃」,是阿嬤們的創作,包含「現在和未來的我」、「全身地圖」、「心火」、「生命樹」與「盆栽裡的花」等畫作。參觀者可以動手開啟一件件隱藏在牆面的作品,猶如打開一扇扇通往阿嬤們生命故事的門扉。


穿過磚造拱門,參觀者一步步地進入阿嬤們的生命故事。主題展區為慰安婦常設展和女性人權特展,展示了慰安婦制度緣起、臺灣慰安婦徵集、海外慰安所遭遇、倖存者生命故事、1991年以來國際人權運動歷程、一戰到近代戰爭性暴力以及女性人權議題等。展區亦反覆播放韓裔美籍藝術家李昌珍的錄影作品《慰安婦招募》、香港藝術家文晶瑩的「一人一心」行動作品等。讓我駐足良久的是由當代剪花藝術家林文貞創作的紙雕作品《阿嬤家的生命樹》,刻畫蓮花阿嬤、宛女阿嬤、沈中阿嬤以及小桃阿嬤的生命故事,描繪眼淚滑落、葉子飄下、花朵盛開、鳥兒歌唱的情境。


《聖經》說:「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祂不吹滅,祂憑真實將公理傳開。」在紀念館中,蘆葦是阿嬤們的象徵物。2015年,紀錄片「蘆葦之歌」以慰安婦參與身心照顧工作坊為主軸,記錄了六位阿嬤們生命的療癒過程,用蘆葦展現阿嬤們堅毅而柔軟的特質。阿嬤不是一個抽象模糊的群體,她們大都公開自己的名字。在這裡,設計者安放了上千根透明管與59盞紅銅管,從上方投射下阿嬤的姓名。參觀者若以雙手靠近光源,紅銅管的光束立即將阿嬤的姓名投射在手心,彷彿用雙手捧著阿嬤的生命,由此與受苦者有了生命的連接。


最後一處則是「女力空間」,即人權教育基地和公民書房。這裡展出阿嬤們參加婦援會舉辦的「身心照顧工作坊」所產出的作品。身心工作坊共有178件作品,其中有73件申請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慰安婦之聲」世界記憶名錄。此空間可容納五十人,婦援會常常在此舉辦以人權為主題的演講和座談。同時亦設有一公民書房,收藏女性人權相關議題之書籍,供民眾閱覽,並開放書籍訂購服務。


不是「 慰安婦」 , 而是戰爭性暴力受害者


紀念館的志工介紹說,紀念館的願景是:透過空間經營,以臺灣阿嬤所代表的臺灣女性堅毅生命力量為核心的基礎,一方面保存「慰安婦」人權運動珍貴史料,傳遞生命淬煉後的能量,並推廣國際相關人權團體交流;進而透過結合藝術、創作、國際串聯等多元方式,深耕實行暴力預防及人權教育,讓下一代學習性別平權及尊重的人我關係,給臺灣尊重、平權及無暴力的美好未來。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政府以欺騙、誘拐或強迫手段,徵集臺灣、韓國、中國、菲律賓、印尼等國婦女,為日軍從事性服務,受害人估計多達四十萬。受害倖存至今的臺灣阿嬤,被稱為「前臺籍慰安婦」,英文為Sexual Slavery by the Japanese Military。不過,中文名稱與英文含義並不一致。英文的含義是「性奴隸」,而非「慰安婦」。「慰安婦」是日本軍方美化在「性奴隸制度」下為日軍提供性服務的女性,用「慰安」一詞意味著女性主動為戰爭奉獻。但是,臺籍受害女性的證詞表明,她們並非「自願者」—講閩南語的寶珠說:「我很恨日本人,他們說是為了國家,但我們又是為了誰呢?為了日本人嗎?」緬甸華僑雪英說:「日軍打敗撤退時,慰安婦不是被滅口,就是被丟棄在戰場,因為她們是累贅。」花蓮太魯閣族的芳美說:「我受的傷,即使有藥可醫,也永遠不會好,只能藉助上帝的力量幫忙了。」


或許,可以從現在開始廢止「慰安婦」這個詞語。我與救助中國的日軍性暴力受害者的志工、作家、紀錄片導演班忠義交往了十多年,從班忠義發掘的第一手資料中可以發現:包括山西的萬愛花大娘等受害者在內,生前一直強烈主張「我不是慰安婦」。雖然這些受害者沒有受過教育,沒有多少文化,但她們清楚知道,「慰安」這個定義是站在日軍的立場上,粉飾其戰爭中種種非人道罪行,帶有極大的欺騙性和侮辱性。「慰安婦」這個似是而非的說法,不僅幫助日軍推卸罪責,而且還造成對受害者的「第二次傷害」。這是一種不經意間的「對受害者的汙名化」,就像電影《真愛伴我行》中「蕩婦受辱」的情節一樣,那些怯懦而偽善的人們,不敢面對自己生命的黑暗面,卻居高臨下去折磨被德軍侮辱過的女子。這種「弱者欺負更弱者」的行為,跟加害者一樣殘酷而傲慢。


數年前,有中國的戰爭期間性暴力受害者赴日本訴訟時,接受媒體訪問說,「說出來之後的感覺像是春天。」在寒冷的冬天生活了數十年,終於橫渡到百花齊放、百鳥爭鳴、芳香撲鼻、旋律優美的春天,是多麼暢快淋漓!然而,無論在中國還是在臺灣,長期以來,戰爭期間性暴力受害者並未得到政府的撫恤與照顧。她們在戰爭時期遭受過可怕的苦難,但在戰後的漫長歲月裡,一直生活在孤立無援、充滿歧視的環境中。造成此種狀況,有兩個原因:一是男權中心主義的儒家文化仍然是社會主流意識形態。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在某些人眼中,女性遭受了性暴力,不只是她自己受傷害,而是整個家族受到了侮辱。所以,受害者反倒成了家庭、家族的污點,為了家庭、家族的名譽,強迫受害者保持沉默。二是集體主義和國族主義對個體人權的蔑視。有些人根本不關心受害女性經歷過的苦難,在乎的只是「我們國家的女人被人糟蹋了」,這是「國恥」,卻絲毫沒有意識到女性也有權利、自由和尊嚴。


在紀念館展出的阿嬤們的照片中,最讓我感動的一組是「阿嬤圓夢計畫」。計畫之一是「不一樣的母親節禮物—披上夢想的婚紗」。臺灣的阿嬤們在韓國「分享之家」訪問時,發現韓國的阿嬤們的房間裡有身穿婚紗的照片,非常羡慕。於是,婦援會幫助阿嬤們實現了這個夢想,阿嬤們身穿雪白的婚紗,嬤們穿上空姐服裝,在飛機上接受空姐培訓,客串了一次她們心儀的「空姐」。然後,還有「一日交通警察」和「一日郵差」活動,阿嬤們雖然沒有機會從事這些職業,卻在「臨時扮演」中「幸福並快樂著」。



從「慰安所」 到「 特約茶室」


戰爭期間性暴力受害者問題,以東亞區域而論,不單單是某一國的內政,更是複雜的外交、歷史與國際關係問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些國家既是受害國,也是加害者,不能只是彰顯作為受害者的身分,而刻意迴避作為加害者的面向。


以韓國而論,就在韓國強烈要求日本就戰爭期間性暴力問題道歉與賠償時,在越南卻有一個曾被韓軍傷害的群體卻仍然屈辱地生活在社會邊緣,她們就是越南戰爭中慘遭韓軍性侵的女性。越戰期間,通過政變上臺的韓國總統朴正熙急於得到美國的認可和支持,向美方提出出兵建議。美國當然求之不得。於是,從1963年到1973年,韓國共向越南派兵32萬人次,從1965年起常年保持五萬人的參戰規模。


韓軍在越南上演了比美軍還要殘暴的屠殺。有資料顯示,韓軍在越戰期間屠殺了八千多平民,其中大多數是婦女和兒童。韓國部隊手段之殘忍,讓美軍大為驚悚—其實,這不是他們第一次這樣做,在太平洋戰爭期間,作為日軍一部分的韓裔官兵,在中國和東南亞地區是讓當地人談虎色變的「高麗棒子」。在越南期間,韓軍又故伎重演,遭韓軍強暴的越南女性多達數千人,還有駐軍強行徵集年輕女性、建立並經營的「慰安所」—廿多年前日軍的模式被移植到越南。


與被日軍侵犯的韓國性暴力受害者群體相比,越南戰爭中女性受害者所得到的關注要少得多,一些人直到近年才對外披露姓名及身分,向外界訴說韓軍的劣跡。據英國媒體報導,戰爭期間越南女性遭強暴後產子的不在少數,這些孩子不僅自幼被父拋棄,成長過程中也飽受不公平待遇。在越南語中,這些特殊時期誕生的越韓混血兒被蔑稱為「Lai Dai Han」,其中「Lai」即為「雜交之物」,Dai Han則是「大韓」的諧音。韓國《釜山日報》認為,該人群的數量在五千到三萬之間,他們至今生活在越南社會的邊緣。


而在臺灣,以國家名義實施的有規模的、組織化的性暴力,當然不止太平洋戰爭期間的日軍的作為。「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聚焦於日軍性暴力受害者群體,其視野稍顯單一。目前,臺籍日軍性暴力受害者僅存世三人,隨著時間的流逝,日後救助和研究物件勢必歸零。那麼,有沒有可能將救助和研究物件擴展,將兩蔣時代的「另類慰安婦」歸併進來呢?


馬英九擔任總統時,從不放過任何機會在日軍性暴力受害者的事情上高調發言,以顯示其對女性人權的關心,但他從未直面國民黨軍隊中長期存在的「特約茶室」制度。在國共對峙時代,上百萬外省官兵單身隨蔣介石政權逃亡臺灣,蔣介石依靠這批人扼守臺澎金馬,又許諾帶領他們反攻大陸,不希望他們在臺灣結婚生子,生根發芽。但是,男性自有其生理需要,如何說服數量龐大的官兵解決性饑渴,以此穩定軍心?特約茶室這個更加「文雅」的機構便應運而生。特約茶室俗稱軍中樂園,近年來因電影《軍中樂園》的走紅,這個長期遮遮掩掩的議題才浮出水面。當年,阿兵哥們通稱為八三一,而且要用北京話讀作「八三么」。八三一的由來,一說是軍中使用的中文電報明碼,女性生殖器官「屄」的電碼是八三一,於是八三一便成為軍中暗語;另有一說是當時的軍中特約茶室,手搖「機代轉的號碼為八三一」。



特約茶室是慰安所的變種。蔣介石靠由前日軍侵華將領組成的「白團」幫他保衛臺灣,又靠從日軍慰安所中學到的靈感解決前線軍人的性饑渴。對此,臺灣文史工作者管仁健指出:「只要還殘存一點人性、一絲良知的人就能看出,國軍的特約茶室與日軍的慰安所,根本就是同一個娘養出來的貨色。」哪裡有國軍,哪裡就有「特約茶室」。八三一不僅存在於金門、馬祖、澎湖等條件相對艱苦的外島,龍崗、臺中與景美等臺灣本島軍營集中的區域,也比比皆是。


某些為國民黨辯護的退役將軍和文人聲稱,特約茶室的「侍應生」大都是自願的,不少是愛國者,是為國捐「軀」。然而,管仁健考證說,「特約茶室」裡普遍存在強迫未成年少女賣淫的罪惡。在老蔣統治下的「三民主義模範省」,那些國軍特約茶室裡的雛妓,生活並非「幸福自由」。很多少女是逃家被歹徒強暴後轉賣或被家人販賣,身不由己地淪為「軍妓」。她們在賣淫期間,如達不到鴇母指定接客次數,即遭受毒打,同時還要遭受種種虐待與摧殘:經期來時只准休息一天,第二天即被迫用棉花塞進子宮繼續接客;所賺皮肉錢,除少數給予一次一元零用外,大部份是分文不給;年齡未滿14歲,發育不全者每星期打荷爾蒙針劑六針;茶室裡有兩道鐵門,派有專人把守,沒有自由活動的權利;處女接客時,派有保鑣在房門外監視,不准哭叫,不准反抗。


由此可知,由黨國「委外經營」的特約茶室完全不同於自由經濟模式下的普通妓院,而是慘絕人寰、令人髮指的「軍中性奴集中營」。國民黨及中華民國政府如果不公開道歉、賠償,何來轉型正義?又有什麼資格「五十步笑百步」地譴責日本政府呢?


希望有一天,在「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中能看到其他群體的性暴力受害者的生命見證。在不同時空下的罪惡,應當被一視同仁地對待。面對不同時代的、以國家的名義實施的、有組織性的性暴力犯罪,國家和政府必須承擔更多的責任,投入更多的公共資源,來收集和書寫歷史,實質性地改善受害者的生活,這是轉型正義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作者:余杰

知名異議作家。生於成都,北京大學文學碩士,2012年1月赴美,定居華盛頓郊區。拋棄如同「動物農莊」般野蠻殘酷的中國,誓言「今生不做中國人」,並致力於在思想觀念上顛覆中國共產黨的唯物主義意識形態、解構大一統的中華帝國傳統,進而在華語文化圈推廣英美清教徒精神與保守主義價值,也就是其獨樹一幟的「右獨」理念。


本文出自:《正義的追尋:臺灣民主地圖第四卷》,主流出版有限公司2019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