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伊朗關鍵之年，一場被掩蓋的政變》（The Coup: 1953, The CIA,and the Roots of Modern U.S.-Iranian Relations）（以下簡稱《一九五三》）為美國的伊朗籍學者埃凡德．亞伯拉罕米安（Ervand Abrahamian）在二○一三年出版的著作，談論一九五三年英美兩國顛覆伊朗政府的活動，今日出版中譯本，有助於讀者在伊朗通史的基礎上，多了對於特定議題之認識。感謝臺灣商務印書館引介這本書、邀請我撰寫這篇導讀，也感謝譯者何修瑜認真又有效率的翻譯。
二十多年前，筆者因撰寫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的碩士論文，而接觸到亞伯拉罕米安的著作。其中，一九八二年他出版的《兩次革命夾縫中的伊朗》（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是我瞭解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的基礎用書。為了好好閱讀這本經典，第一次在Amazon網路商店買英文書的經驗就給了亞伯拉罕米安。那本書將近六百頁，花了近兩千元新台幣，由於當時筆者尚未大量接觸與購買英文書，所以從郵差手上拿到書的那一刻，頗有「成就解鎖」的感覺。
亞伯拉罕米安為左派史家，其研究聚焦在群眾、工人、革命運動，而且除了大歷史的寫作之外，也有單一議題的論著。《一九五三》雖然談論英美在伊朗發起的政變，看似與其他著作的主題稍有不同，但其實這起政變與當時持社會主義的大眾黨（Tudeh Party）有密切關係，仍然在他主要研究的「勢力範圍」之內。
一九五三年伊朗政變，對於伊朗與國際局勢有很大的影響。伊朗在二十世紀初期立憲運動的過程中，產生了國王派系與立憲派系的對抗。一九二六年之後歷經頗為強勢的禮薩．巴勒維國王（Reza Pahlavi Shah）一番整頓國家，首相與國會的政治影響力相對減弱。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文簡稱二戰）期間，英國與蘇俄為防範德國勢力滲透伊朗，於一九四一年占領伊朗，導致禮薩．巴勒維被迫放棄權位而離開家鄉，他的兒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勒維（Mohammad Reza Pahlavi，後文稱巴勒維國王）年僅二十二歲匆匆即位，但政治權力轉而由政壇「老賊」掌握。《一九五三》的主角穆沙迪克（Mohammad Mosaddeq），便是從立憲運動那時就已活躍政壇的「老賊」之一，而且抱持不願跟西方勢力妥協的態度，在一九五一年擔任伊朗首相後推動石油國有化，這對於自一九○一年以來在伊朗控制石油利益的英國是相當大的衝擊。
本來美國對於西亞並沒有任何利害關係，畢竟在十九世紀帝國主義盛行的時期，歐洲與西亞之間的關係較為密切，諸如一八五四年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及英俄在亞洲的「大博弈」（Great Game），都是歐洲國家在西亞競爭的重頭大戲。大致到了冷戰（Cold War）時期，英國在世界各地的勢力逐步衰退，美國為了圍堵蘇俄，遂補上了英國的位置，也逐步提高了在西亞地區的影響力。美國對伊朗事務之介入，一九五三年是關鍵時刻。美國認為穆沙迪克的石油國有化運動不只損及英國的利益，自己也會受到影響，所以動用了中情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進入伊朗，策劃反穆沙迪克的運動，於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九日弄垮了穆沙迪克政府。巴勒維國王與穆沙迪克陣營的政治地位也因此易位，前者逐步取得絕對的政治優勢，而且背後還有美國的支持。
筆者總是開玩笑說中情局是全世界最恐怖的恐怖組織，因為有些被美國認定的「恐怖組織」，頂多炸了某個建築物，或是造成一次兩次的地方動盪，但中情局卻可以弄翻別人的政府，豈不是恐怖至極？電影《誰殺了甘迺迪》（JFK）有個橋段提到美國政府在菲律賓、瓜地馬拉、伊朗、印尼搞出了一連串「非常棒」的政治事件，這當然是嘲諷美國在各地犯下不少的恐怖行動。
亞伯拉罕米安所寫的《一九五三》，運用了大量的英國與美國的外交檔案。儘管已有很多學者運用這些外交檔，但亞伯拉罕米安卻指出其中的問題，也就是許多關於一九五三年政變的美國檔案至今仍然沒有公布，導致人們無法看到政變的全貌。筆者任教的輔仁大學圖書館購買了美國國務院（Department of States）自一八八三年到一九五九年的伊朗檔案，應是臺灣唯一能夠從外交檔案來瞭解美伊關係的資源，但其中也沒有關於一九五三年政變的檔案。至於在網路上已公開可使用的《美國外交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有許多內容無法接續，顯示出美國並不想讓人們知道當時究竟發生什麼事情。
二○一八年中國大陸學者石斌的著作《「清除人民黨」：一九五三年美英對伊朗的準軍事行動》提到，二○一七年《美國外交文件》雖公布了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四年部分的新檔案，但內容仍然有限。近期亞伯拉罕米安又出版了一本新書，書名為《伊朗的石油危機：從民族主義到政變》（Oil Crisis in Iran: From Nationalism to Coup d’État），已有書評提到該書運用新的美國解密檔案，說明了美國介入伊朗內政並不是短時間內的決定，而是醞釀了一段時間的規畫。該評論提到的新解密檔案也許就是指二○一七年的那一批，就期待日後有機會取得該書，看看亞伯拉罕米安如何用那些檔案再次解釋一九五三年政變。至於英國，亞伯拉罕米安也說，它們一樣沒有完全將檔案解密。
至於伊朗的官方檔案，亞伯拉罕米安看似沒有使用，但其實很有可能是他無法使用。回想筆者在伊朗短暫的研究經驗，大致知道即使是伊朗人也不見得能取得資料。儘管外籍人士可進出檔案館，可是檔案調閱與購買需耗費相當多的時間，空手而歸的機率很大。附帶一提，今年（二○二二年）國際足總世界盃B組（2022 FIFA World Cup Group B）比賽，對戰者中有美國、英國、伊朗三隊。在英國研究巴勒維政府的伊朗籍學者阿勒凡迪（Roham Alvandi）在賽前於推特（Twitter）貼文說，輸球的那一方就要公布一九五三年政變的檔案。這則貼文相當有趣，可見無論哪一方，至今都還是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有關穆沙迪克與一九五三年政變的專書、期刊論文、論文集等作品相當多，統整來看，比較多是支持穆沙迪克的論述，反而巴勒維國王都是比較負面的形象。英國牛津大學的伊朗籍學者卡圖吉安（Homa Katouzian）便是持這樣的立場，他給予穆沙迪克高度評價，指稱他是民主鬥士，也批判巴勒維國王的獨裁、貪污、外國強權干涉內政。有些研究將一九五三年做為伊朗民主進程的分水嶺，主張民選的穆沙迪克被美國推翻，換成了專制獨裁的巴勒維國王。於是，伊朗的民主時期結束，隨後伊朗落入獨裁統治的歷史悲劇之中。英國的伊朗籍學者阿迪布摩格達姆（Arshin Adib-Moghaddam）則認為，無論一九五三年當下或者後期的美國學術研究，都對巴勒維評價較好，只是為了污衊穆沙迪克的政治宣傳。
當然，這些人物的形象好壞，不代表他們實際的樣子。我們必須理解，巴勒維國王一九四一年登基時過於年輕，沒有政治經驗，卻突然要面對二戰期間國家的風雨飄搖，再加上穆沙迪克這個「老賊」對他的不信任與刻意忽視，因而一九五三年穆沙迪克被迫下台之後，巴勒維國王會想要掌握權力、壓制穆沙迪克殘餘勢力的心態，其實頗為正常，其目的就是要避免再有政壇「老賊」把國家送上內外交迫的鬥爭之路。換位思考，想像如果我們是巴勒維國王，在經歷過長達十餘年的國家動盪與權力失衡後，應該也一樣會想要獨攬大權、剷除異己，以維持自己的政治生涯吧。
此外，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推翻巴勒維政府之後，長年批判美國的宗教人士何梅尼（Ayatollah Khomeini）掌握政權，讓伊朗走上反美之路。有些研究指出，一九七九年革命的源頭是一九五三年美國推倒穆沙迪克，累積了日後諸多伊朗人不滿美國的情緒。亞伯拉罕米安也認為，一九七九年革命就是一九五三年政變所導致的。不過，筆者並不認同這樣的觀點。以自己對於伊朗革命的認知，或與幾位伊朗朋友的交談，都可知道革命本質其實與反美無關，反而伊朗人最討厭的是英國人，一九七九年的反美現象著實令人意外。甚至，革命並不是所謂的革命領袖何梅尼發起的，有些人還認為左派勢力才是反巴勒維的主角。因此何梅尼在一九七九年之後取得最高政治權力，還掀起了反美浪潮，其實都不是革命基調。在此又要再提到阿勒凡迪，他也在推特貼過這句話：不要再說是一九五三年政變造成了一九七九年革命了！
筆者以為，伊朗長久以來面對西方帝國主義的壓迫，本來就有許多抵抗，時至今日的反美情緒，不過就是伊朗的日常，美國只是這時代伊朗抵抗的對象而已。問題在於這個時代我們一切向美國看齊，與美國對抗的國家都是流氓國家、恐怖主義的溫床，才使得我們被以美國為主的輿論觀點蒙蔽了。我們可以反思，既然西方勢力都能壓迫伊朗，那為什麼伊朗不能抵抗呢？美國都能弄垮穆沙迪克政府，那何梅尼以降的伊朗政府為什麼不能反對與痛恨美國呢？這也是《一九五三》這本書深具價值之處。它讓讀者知道，外來強權操弄伊朗政局的邪惡動機與行為。儘管今日美國一再譴責伊朗，但我們可透過本書與相關研究瞭解到，究竟誰才是真正的邪惡軸心。
（本文為《1953：伊朗關鍵之年，一場被掩蓋的政變》之導讀）
作者：陳立樵
輔仁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