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奧運會尾聲—— 東京奧運照見台灣與中國的文明差距、及終將成為2個不同民族-國族的命運
by 黃俊倫

 



8月6日,以「中華台北」為名的東京奧運台灣代表隊已分批陸續自東京返台,8月7日女子高爾夫球結果揭曉後,台灣在本屆奧運的獎牌數也將正式底定,但台灣代表隊獲得2金、4銀、6銅,金牌數平2004年雅典奧運紀錄,單屆總獎牌數首度突破二位數字,獎牌榜排名第34名,這些都創下1956年墨爾本夏季奧運以來「中華民國在台灣」參加夏季奧運的最佳紀錄。


與此同時,中國則扭轉2008年北京奧運高峰後,2012年倫敦及2016年里約2屆夏季奧運獎牌數持續下探的陰霾,最後獲得38金32銀18銅、高居獎牌榜第二,差一點就贏過獎牌榜長年宿敵美國,也讓作為東道國、創下史上最佳成績的日本因此居於獎牌榜第三,而2008年起在夏季奧運表現迭有起色的英國,以及2000年以後歷屆夏季奧運奪金數江河日下,近年更因多項運動有組織且有規模性的使用禁藥、經上訴後仍自2020年底起被禁止以國家名義參加奧運等國際大型運動賽事,只能以奧會名義參賽的前宿敵俄羅斯,金牌數也遠落後於中國。


不過,台灣及中國各自的輿論—尤其是台灣網友及中國網民,面對自家選手的表現,以及與自家選手表現相關的人事物,包含對手、裁判、甚至是聲援落敗對手的他國網友及一般名人,反應卻是天差地別。


台灣的情況是這樣的:除了極少數賽事及選手以外,台灣選手出戰晉級、甚至奪牌時,當然會得到絕大多數人的掌聲,並且讓觀眾從中對台灣與台灣人產生一定程度但不失穩健的自信心,但對於力戰後仍未奪牌、或奪牌但可惜不如預期的選手,台灣人不僅不會對這些選手惡言相向,反而還會指斥那些自身無運動專業卻在賽後大放厥詞的輿論領袖,並為他們加油打氣,希望他們能重新振作,或在未來的賽事中繼續努力、繼續為2024年巴黎奧運備戰,或希望他們運動員生涯結束後的人生順利,總而言之態度相當正面;另外,不僅台灣網友不會有組織性有集團性的向未能獲得佳績的台灣選手的對手或裁判、以及這些對手或裁判所持有的個人社群網站帳號發動網路出征洗版的行動,賽事後也經常可以看到台灣選手與他國對手合影之類的場景,從選手到網友大致上都是一派標準的運動家精神。


但中國的情況則與台灣剛好相反,「勝驕、敗餒、網路出征」這三個詞可以概括中國網民在本屆奧運中的多數行為舉止。


中國網民在敗餒後發動的網路出征,以下舉幾個比較知名的案例。


7月26日,桌球男女混合雙打金牌戰,中國代表敗於日本水谷隼-伊藤美誠後,由於桌球在中國有近乎國球的地位、也是奧運傳統奪金強項,詎料竟遭日本組合奪金,舊仇新恨疊加,日本2名選手的推特及Instagram(以下簡稱IG)帳號慘遭中國網民以大量中日文謾罵洗版。


7月27日羽球女雙16強戰,中國陳清晨-賈一凡對上韓國金昭映-孔熙容,陳清晨在比賽過程中竟國罵連發,「我操」、「我靠」、「我去你媽的」、「牛逼」等中國髒話響徹賽場,賽後韓國網友與中國網民爆發網路筆戰,中國網民不僅絲毫未見悔意,更用各種謬論為陳清晨護航,事後韓國「大韓羽協」也忍無可忍,在8月3日向世界羽球聯合會正式申訴。


7月28日男子體操個人全能戰,日本新秀橋本大輝擊敗中國選手肖若騰奪金,中國網民認為裁判偏袒橋本大輝、剋扣肖若騰分數是後者僅得銀牌的關鍵,遂出征橋本大輝IG帳號、搜索印度籍裁判反中言論並在網路擴散,事後連國際體操聯合會(FIG)都罕見地公佈該戰的具體評分標準,以向世人宣示評分的公正性。


而中國網民的勝驕也各有花樣,以下一樣舉幾個較知名的案例。


8月2日羽球女單金牌戰,台灣選手戴資穎敗於中國選手陳雨菲之手獲得銀牌,但難以伺候的中國網民不僅未因奪金而高興,反而先對陳雨菲開始吹毛求疵起來,認為「陳雨菲只是在等戴資穎失誤、打得也不怎麼樣」,後對為戴資穎加油打氣的社群帳號發動出征,其中世界羽球聯合會官方臉書帳號並未因此退縮撤回加油文,但想要用「邀戴資穎到她家吃飯」試圖沾光的藝人小S徐熙娣不僅遭受中國網民網路文革式衝擊、她與她女兒更因被中國網民認為有台獨嫌疑,而遭中國廠商取消多項商業代言合約,事態一度甚囂塵上。


8月5日桌球女子團體金牌戰則比較典型,此役中國桌球女團擊敗日本奪金,被中國微博等社群網站的網民視為「抗日成功」,因桌球混雙奪金而被中國網民視為反派角色的伊藤美誠,在本役與日本女團另外2名隊友一同落敗,也被中國網民視為是大仇得報、大快人心。


另外,中國網民也試圖抹殺其他賽事相關人士提及台灣的痕跡。例如原本在7月30日桌球男子單打銅牌戰中與台灣選手林昀儒有精彩對決表現的德國桌球選手奧恰洛夫,在8月3日桌球男子團體8強戰中與所屬的德國男團一起對上台灣男團,賽後台灣未能晉級,奧恰洛夫原在臉書發文稱與台灣的此役是艱難的勝利,但被中國網民出征後,先是在臉書個人頁面的發文刪掉台灣的稱呼,後更在微博個人頁面上說自己戰勝「中國台北」,中國網民才心滿意足、不再對奧恰洛夫發動網路出征。


到底是什麼因素導致台灣與中國會有如此巨大的文明差距,前者是溫情、溫和的民族自信與運動家精神的揉合,後者則宛如國際巨嬰,勝驕、敗餒,無處不可刺痛其玻璃心?筆者認為必須從兩者民族-國族形成的過程中去尋找解答,以下將以闡明近代化社會下民族生成過程而享譽國際的已故學者班乃迪克.安德森、以及其經典作「想像的共同體」的研究為基礎,進一步說明筆者的看法。


根據安德森在「想」書所揭示的定義,現代意義的民族發端於「經典手抄本—宗教真理」的信仰集團、君權神授下的自願性層級效忠,以及將宇宙存在與人類及其歷史畫上等號、並為存有的日常宿命性提出解釋的「宿命—救贖」論,三者均對人類的心智喪失如公理般的控制力後;三者消逝後所留下的意識形態空白,由建構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生產體制、作為科技工具的印刷術及其書報雜誌等產品,以及安德森口中的「人類語言宿命的多樣性」這三個因素的半偶然但爆炸性的交會下出現,建構在以在地語言與書報雜誌等載體的流通為基礎上的新型態想像共同體—亦即近代化下的民族主義所取代。


依以上研究成果推演,由於傳播科技持續進步,塑造並強化「想像的共同體」一體感的傳播工具在19世紀末期起迭有增加,先是留聲機與唱片,再來是電影、各國商業電影公司或官方單位拍攝的定期性新聞影片、以及其他類型有助於凝聚或強化民族想像的類型電影;稍後1920年代起則是各國爭相發展廣播的時代,除了美國是民間商業廣播大國以外,其他主要國家的官公營廣播都具有相當份量,無論哪一國的廣播也都在凝聚或強化一體感上扮演重要角色;而後在1930年代初步發端、在美國以外絕大多數國家一度因二戰中斷、在二戰後復甦並走向興盛的電視,以及1960年代起實用化的衛星通訊,則承擔1920至1930年代廣播般的角色,全球性的漸次擴散到各國去;1990年代起的全球資訊網及當前的行動通訊技術,則給予一體感的凝聚以更佳的時間效率、甚至是互動的即時性。


依據安德森在同書中為世界各國的近代民族主義按脈絡與時序所做的分期,18世紀晚期至19世紀初期北美洲及拉丁美洲的民族與國家建構運動是第一期;1820年後歐陸在第一期美洲模式的引領下,以語言為基礎的自發性民族主義是第二期;19世紀中期以來,部分皇權為了避免自身遭到衝擊毀敗主動吸納此般民族主義、內化成國家敘事之一部,形成官方民族主義是第三期;第四期則是20世紀一戰後亞洲與非洲的殖民地對前三期的模仿、盜版與反擊。


作為安德森分類中第四期民族主義一員的中國及台灣,出現文明程度巨大差異的關鍵點,應該是在民族意識形成過程中所形塑出來的對外在世界的態度、以及因此而生的對普世價值的認知及遵循與否的差異。


中國的民族意識初步生成始於清末遭受第零期(英國可以算是超乎第一期之上的存在)~第三期(如日本及俄羅斯2帝國)列強所謂「陵夷」時,而勃發於1919年因對凡爾賽和會不滿而爆發的五四運動,歷經不同光譜政治人物、思想者、政論者及政權基於其各自立場充塞其內容後,最終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PRC)集大成,並強行與其共產黨一黨專政等意識形態接合,成為法蘭肯斯坦式的概念存在。


相較於清末民族主義以排除外國勢力在中國干預、使中國獲得相當國力及完足的國際法人格等較防禦性的內容為目標,PRC的官製民族主義則更進一步加料,先是加進「中國共產黨已經完成了中華民族的解放、是中華民族的大救星,因此擁有永續一黨專政正當性」的內容,歷經文革後意識形態的破滅與改革開放的再整編,在1980年代起,PRC的官製民族主義與經濟成長共同成為PRC維繫其中共一黨專政正當性的海克力斯雙柱,西方對中綏靖的1980至2010年代初期,PRC官製民族主義較少有侵略性的面向,但1990年代起一波波的反美及反日等民族主義動員仍然有令人不安的氣味;2010年代起隨著習近平成為中國國家領導人,自認為已經不再需要繼續「韶光養晦」、有實力取代美國霸權後,PRC官製民族主義愈來愈毫不掩飾其赤裸的帝國主義邏輯,不僅要透過一帶一路計畫試圖打造出自己的勢力圈,更在所謂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旗下,意圖一雪清末以來所謂被列強壓迫的恥辱,以符合自己意識形態及利益的規則取代既有以西方為首的普世價值,最終達到中國成為世界唯一霸權的目的。


在PRC官製民族主義如此加料質變的情況下,不僅PRC涉外外交官僚、駐外使節及解放軍的侵略性格日益濃厚,在該國媒體、網路金盾及教育等系統的協助下,也養成新一代戰狼網民,不信普世價值、只信黨國洗腦教育宣傳,並在官方的鬆緊管制下,獲得向外遂行網路出征、擾襲外部世界輿論及網路環境的機會,網路不僅成為成為建構想像共同體的手段,也成為中國網民向外宣洩其意識形態與苦悶等負面情緒的工具。


而台灣的「想像的共同體」的生成過程則是這樣的。1683年東寧王國亡國後、直至1860年前,大清帝國對台灣的統治是粗疏消極的;清領末期的近代化初期階段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僅有局部層面,到清領結束為止,地理意義的台灣與其附屬島嶼,仍然沒有在其他意義上完成一體化。


台灣與其附屬島嶼政治及社會意義的一體化是在日治時期。日本在台當局透過測量、地籍整理及人口統計等基礎調查事業,為台灣近代化加速取得背景資料,並在其後展開鐵公路等基礎建設,前期並透過武力征伐與文治並行的理蕃事業,將清領時期未能納入統治範圍的原住民居住區域悉數納入帝國統治範圍。這些作為都使台灣在政治及社會意義上成為單一的一體化空間。


雖然政治與社會意義的一體化空間建構在日治時完成,但台灣民族主義的意識成長速度則遠遠不如。台灣人在日治前半期的民族主義認同,在對前清出於同一民族想像下的依戀、以及日本治台的現實間依違不定;後半期一方面鑑於中國積弱不振,對中國的傾慕逐漸消退,另一方面則透過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等抗爭爭取權利,當時最先打出「台灣共和國」口號的,反而是基於共產主義第三國際「一國一黨」原則,以「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的組織型態成立的台灣共產黨。


台灣極左以外民族—國族思想的發端,係起自於1945年中華民國(以下簡稱ROC)政府以光復之名、實則僅以東京盟軍總司令部「一般命令第一號」為權原對台灣遂行的軍事佔領,以及ROC在台當局、加上1949年年底以後遷移來台的ROC中央政府在台灣的種種失政。從廖文毅在香港成立「台灣再解放聯盟」起,海外的台灣人在對ROC當局失望的同時,也開始回頭檢視先前台灣在不同政權下所受到的統治經驗,並從中生出自主獨立的意識,於是先有日本東京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後有活動重心逐漸向美國移行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但海外台灣僑民的獨立自主意識在一段時間內與在台灣的台灣人間有一定落差,因為ROC當局以軍警情特的國家機器為後盾,以較軟性的教育及媒體等系統為前驅,在固化1949年前後來台中國人中國認同的同時,也用同一套系統對台灣人進行全面性意識再製與植入,這使得多數台灣人至少不得不在表面上宣稱自己是中國人、是中華民族的一員。雖然1950年代後仍有台灣人以黨外的身份參與政治活動,但黨外政治人物直到1980年代前,受限於ROC國民黨政府的各種壓制,即便在自辦的政論雜誌上,也無法公然打出台灣獨立的口號,海外台灣人所保留並發展的獨立建國意識,與台灣黨外支持者之間的重新會合,作為ROC體制下反對黨的民進黨能夠揭櫫台灣獨立的主張,都已經是1980年代晚期到90年代前期的事情。這樣的落差同時也是台灣在民族及國族形成的過程中,對於未來台灣憲制的想像、國際名號與表徵等等領域仍然多所含混不清的根源,也因此直到本屆奧運,仍然有相當數量的台灣人,會因東京奧運官方推特在台灣選手奪牌時未如他國選手般附上國旗,而在該篇文章下上演旗海大戰、自認為ROC國旗就是台灣國旗。


相較於PRC官製中華民族主義,台灣人一方面因與ROC比較而產生親日感情,另一方面台灣人也因認知到二戰後台灣經濟成長的動力及安全之所繫,來自於以美國為首的世界體系,所以台灣人對美日等先進國並沒有如同中國人般的屈辱情結、更不可能產生中國人「打破既有西方體系規範、以中國人的取而代之」的念頭,相反的,後進且尚在形成民族與國族的台灣,不僅長期以中國以外的世界共通價值為圭臬,近年來更逐漸展現出一種「想要成為世界模範生」的情結,想要以各種符合國際共通價值的善行來更加突顯自身存在之有益於世界。



由於PRC官製民族主義敘事對西方存在相當的被害者情結,一切可以為PRC爭取國際光榮的機制都會變成其工具,為了爭取到這樣的光榮撫平長期受挫的民族主義情緒,PRC可以不惜一切手段,而PRC成立後從其國家範式及形制的導師—蘇聯所搬來的「舉國體制」,就成為PRC在國際體育賽事中爭取其國家光榮的工具。


眾所皆知的是,PRC在體育訓練的舉國體制,係以各級體育學校為中心,以招收學齡兒童入學、施以各種運動訓練為基礎,並以逐級淘汰的方式淘選出參加國際賽事的選手。PRC在1984年重新參加夏季奧運後,也很快的將舉國體制訓練出的選手送至奧運賽場,並要求這些選手以獎牌、甚至是金牌為國家爭光。


但PRC體育當局長期以來一直有將選手當作消耗品的問題,不僅各級體校淘汰的學生常常因為欠缺其他教育或轉業機制而淪為社會底層,即便是奧運金牌選手獲得一瞬的光榮後,接下來人生也並非一片光明,或必須與傷病長相隨、或甚至因為欠缺謀生能力也淪為中下階層;本屆東京奧運中國當局更彷彿有加大「將奧運相關議題作為民怨抒發口」力度的嫌疑,中國網民不僅可以無差別出征與該國選手奪牌過程有關的一切人、事、物,也容不下奪金過程有任何瑕疵,更遑論運動家精神可言。這些情況足以顯示,在中國內外問題隨武漢肺炎Delta變種株疫情復燃及天災人禍等因素而進一步激化時,中國官方的輿論操作也逐漸不顧民族主義興奮劑的劑量,反而聽任該國網民出征作亂,以作為排解民怨的手段。


而台灣在ROC的統治下,體育選手的訓練體制則是結合舉國體制與其他國家部份要素的混合體制。有些選手國小就開始逐級就讀體育班,並獲得體育相關科系的學士或甚至碩博士,有些選手則與企業—尤其是合作金庫、土地銀行及華南銀行等公營銀行及其他國營事業—的培訓機制相結合,獲企業正式職位及培訓資源、國際賽事得名另有升遷功獎等等的作法,頗有日本部份大企業培訓運動選手的色彩,另外有些則早早投入職業運動市場、有國際賽事時方接受國家徵召組隊。


雖然2000年以前的國民黨執政時期,台灣的官方體育培訓機制可謂是僅具形骸的舉國體制,從奧運等國際重大賽事的奪牌數量可以看出「相關單項運動協會分食資源的機能,遠大於培訓選手」,除了棒球等少數運動以外,台灣人對於選手鎩羽於國際賽事早已習以為常,少數得名的選手及團隊,也在官方及主流媒體的論述上成為為國爭光的工具,但2次民進黨執政時期不僅奧運奪牌情況遠優於國民黨執政時期,民眾對選手表現的評價也愈來愈趨向成熟,在本屆奧運已與運動家精神無異,這其中除了一般民眾的普遍自覺以外,應該也有後進民族-國族遵循普世價值的「模範生情結」隱然助推的因素。



代結論:展望

一如前述,本屆奧運台灣及中國輿論對待各自選手的溫差,是雙方文明程度(或者說對普世價值的依循程度)差距的體現。


倘若各自現有的態勢不變,可以預期,未來的中國在國際運動賽事上將會在自卑轉自大的情結中無限循環,在中國網民尚能恣意鍵盤出征的時候,也必然會繼續騷擾與妨礙中國奪牌掄元有關的任何一個人、事、物,這樣的發展將會成為中國進一步被世界嫌棄並孤立的旁因之一。


而台灣接下來的課題,在於社會整體遲早必須叩問「我們是誰」、「我們要有什麼樣的國家」、「我們的國家要有什麼樣的國旗、國歌等對外表徵」,以及「要如何以台灣的單項運動協會與台灣奧會取代中華奧會體系」等問題,這些問題都能釐清並做出適切的決斷後,相信台灣將能夠更正面地面對世界,讓台灣選手在國際賽事上以台灣之名發光發熱。


作者:黃俊倫

1980年代出生,台灣人,成長於民主化的台灣,知識界的雜食動物,平時觀察政經社會及國際等議題、也慢慢建構出屬於自己的世界觀與對各項議題的觀點,目前正在磨練「更精鍊地用自己的文字將觀察後的想法與觀點表達出來」的技藝,同時一邊工作、一邊為了獲取各種資格身份而努力,以努力不讓自己變得平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