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初期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下同)黨政當局與英國就香港主權歸屬進行談判時，該國時任實質最高領導人鄧小平親口承諾「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現有資本主義生活方式50年不變」，這些內容並明文列於最終決定香港1997年後主權歸屬的「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正文第3條第12項、以及關於土地契約的附件三第3點中，成為中國當局對香港所做出的正式承諾。
但，稍有健全常識的人應該很清楚：中國當局的每一個承諾及簽署的任何一份國際文件，即便中方再怎麼冠冕堂皇宣稱自己將來必定守信，仍要對其多加提防，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也是如此。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後，所謂「50年不變」承諾已持續被中國慢性腐蝕，2019年至今的發展，更已讓大多數人徹底銷蝕中國繼續遵守此般承諾的信心。
2019年，香港特區政府（以下簡稱「港府」）以無法追訴一起港人在台灣發生的情殺案為由，提出「逃犯條例」修正草案，港人因此產生將因莫須有罪名遭引渡中國的擔憂，進而在該年年中爆發反送中運動。其間不僅港府鎮壓示威群眾手法之殘酷令國際社會震驚，鎮壓過程中更有許多參與示威遭香港警方（以下簡稱「港警」）逮捕的年輕人，在被捕後下落不明、再遭發現已成屍骸，雖然港警對於這類死亡幾乎千篇一律回答「死因無可疑」，但，這些不幸亡故的年輕人的生前最後一段時間到底經歷過什麼，只有相關主事者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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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取自：中央社 |
2020年6月30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簡稱「港區國安法」）草案、並在當天晚間旋即生效。該法荒謬程度舉世無匹，不僅無限擴張中港國家安範疇，混淆「中共及港府長期執政」與不受情報刺探及敵國滲透等真正的國家安全事務概念於一，更擴張對人及對行為等管轄權到前所未有的境地，簡單的說，即便是中港以外任一國家的國民，若透過任何公開方式批判港府、或甚至支持香港獨立建國，遭港府偵知，若當事人進入港府管轄權所及領域，就有可能因此被捕。之後港府為了滿足該法所維護的此一病態的國家安全概念，竟要求丹麥政府引渡協助前香港立法會議員許智峰流亡該國的丹麥國會議員，也不意外地旋遭丹麥政府拒絕，自取其辱。
2021年，港府與其背後的中國黨政當局，對香港更是變本加厲。
1月6日起，港警國安處以違反港區國安法為由，大舉逮捕參與2020年民主派立法會初選的50多名各界人士，多人迄今仍繫獄、未獲保釋。此一大逮捕頗有東漢帝國後期黨錮之禍或日本幕末安政大獄的既視感，旨在大量捕去反對陣營菁英，以削弱該陣營其他人的行動力與發聲意願。
3月，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以貫徹所謂「愛國者治港」為本旨的「香港選制『改革』方案」，改組選舉委員會、新設港區人大政協及全國團體組；修改特區立法會席次構成，大幅壓縮直選議席佔比；新設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以剝奪不符港府標準的公職民代候選人的參選資格。該方案推出後，國際社會為之嘩然，因為此舉不僅加速掏空先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及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諾，同時也進一步壓縮香港民意透過選舉制度體現於政治體系的可能性，使香港一國兩制體制未來更加形骸化。
6月，港府為向建黨將滿百年的中國共產黨表忠、宣示中國黨政當局業已更大幅度掌握香港社會，將其刀鋒指向香港媒體。
香港蘋果日報有多名高階主管，在港警突擊搜索報社中一併被捕，資金遭港府凍結、並責令銀行不准為該報提供融資及匯款後，運作也無以為繼，終於被迫在6月24日出版最後一份早報日刊後宣告停刊，母企業壹傳媒集團也在7月1日起停止運作；更誇張的是，即便香港蘋果日報停刊，港府仍持續政治追殺，不僅以「提供員工名單換復刊」為誘餌，意圖進一步掌握該報員工身份，更於6月27日在機場逮捕準備搭機離港的該報英文版執行總編馮偉光，預期港警已在養案，未來若有其他前該報要員試圖出境，也可能在機場被捕。
港府對香港蘋果日報的強力彈壓，也對其他香港民主派媒體產生大規模寒蟬效應。「立場新聞」為免遭港府突擊清算，採取一連串預防行動；852郵報將影片自YouTube全面下架，僅餘社長一人繼續維持運作；2010年起在香港運作的網路媒體Winandmac Media也撤離香港，僅依賴在地合作記者繼續報導香港消息；另一網媒「獨立媒體」也遭到恐嚇，民主派團體及立場親近民主派的人物被迫解散或噤聲，更多如過江之鯽。
雖然國際社會從美國拜登總統、日本內閣加藤勝信官房長官，到西方各主要媒體及無國界記者組織等團體，都認為香港的新聞自由正在快速消逝、並因此深表憂慮，但一方面國際社會無法有效遏止中國與港府的行動，另一方面，港府人事改組後，主導多項鎮壓行動的保安局長李家超高升政務司長、警務處長鄧炳強升任保安局長，被認為是未來港府進一步強化警察國家體制的起點，香港民主派媒體與相關人士的寒冬，在歲至初夏的此時才剛要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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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導多項鎮壓行動的保安局長李家超高升政務司長（照片取自：中新社） |
坦白說，身為近年來多方關注香港動態的台灣人，很難不為近幾年香港的變化感到痛心。
一座位處東亞大陸沿岸、由英國統治的國際都市，由於多方原因導致英國必須放棄其統治、將該都市移交中國，然而接收香港的中國黨政當局奉行國際規則與遵守承諾的實效本就令人懷疑，在習近平出任中國最高領導人，並意圖以其貧乏的內在思維與粗暴的處理方式，加速破棄原即遭慢性侵蝕的「50年不變」承諾後，一國兩制的政治、金融、法治、行政及言論自由等領域率皆加速遭掏空代換，「香港正在加速被中國化、並失卻國際都市的地位」並不算是過份的評價。
問題發生必有因，為何香港淪落至此？筆者認為，這要從香港開埠後開始講起。
自1841年香港開埠以來，香港發展為英國治下的海港殖民地兼貿易據點、社會經濟逐漸繁榮，也成為因政治理由自清帝國出逃的各方文人及思想者的避難據點，這些人依賴港英政府當時有限度的言論自由空間，開辦報紙等媒體作為宣傳其理念的工具，例如自強派思想家王韜於1874年開辦循環日報、革命派陳少白等人於1900年發行中國日報、保皇派也有維新日報，這些報紙與媒體人在傳播消息、發表評論的過程中，成為清末建構中華民族概念的參與者之一，雖然日後媒體興滅不定，其間也有更多因為經濟或政治等諸多理由而自深圳河以北進入香港定居、原即具有中華民族認同的移民及難民的影響因素參雜其中，不過香港人參與中華民族概念生成與發展的此般過程，甚至一直延續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香港重光後，親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與親中國左翼的香港報章就各自立場所展開的筆陣交鋒，這在相當程度上也影響香港大眾的國族認同建構，使多數香港人強化「我們也是中華民族一部分」的集體意識。
但這樣的建構卻也是一把雙面刃。
二戰結束、香港重光後，香港被納入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體系，中華民族的意識在香港人的日常生活中透過多數媒體的報導與評論、及港英政府有限度在基礎教育系統的中文及歷史等科目導入排共、保守的中華民族主義思想的情況下，以及自1945~1949年國共戰爭起一波波本即擁有中華民族主義認同的移民難民進入香港居留的大背景下，持續在香港社會固化深化。
與此同時，香港社會與經濟繁榮發展，港人關注在地事務的情況上升，開始出現更多政治及社會運動，其間有先賢馬文輝領銜，以創辦「聯合國香港協會」並舉行演講等宣傳活動為起點，提昇香港公眾的政治社會智識及對公共事務的關注，其後更於1963年創立「香港民主自治黨」，該黨有鑑於二戰結束後大英帝國收縮並再編成為大英國協體系的過程，以及馬爾他、塞浦勒斯、印度、巴基斯坦、馬爾地夫、錫蘭（今斯里蘭卡）、新加坡及馬來亞等英國殖民地獨立建國的比較案例，主張香港人應向港英政府爭取民主化，在大英國協架構下建立香港自治領，三權分立，透過民主選舉方式產生香港議會、由議會多數黨組成香港自治政府，以對抗中國赤化、維持並強化香港當時國際地位，健全發展香港社會。
雖然這樣的理念若能落實，以現在來看對香港是再好不過的發展，但這些理念無疑超越大多數香港人當時所抱持、甚至是現在仍然模糊存在於香港社會的中華民族主義認同，因此在香港社會能夠支持此一理念的人只是少數，未能成為香港社會主流；加上香港重光後，短暫復任的港督楊慕琦所提出的民主化政治改革方案，未能獲得繼任的葛量洪支持，英國在二戰後國力衰退，不僅在1960年代後期對蘇伊士運河以東大舉撤防、連帶影響香港在防務上的自持能力，也無法正面抵抗中國透過檯面上下外交管道所傳遞的「若港英政府敢推動民主化政治改革，則中國不排除將自深圳河揮軍南下」（意者請自行詳參英國外交及國協事務部檔案FCO 40/327）的軍事恫嚇意向，導致葛量洪與之後的柏立基、戴麟趾及麥理浩這幾位港督，無法或無力支持少數香港人自發的民主化與自治訴求，只能盡可能維持開明善政、推行社會改革，香港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改革，一直到尤德、衛奕信及彭定康這幾位晚期港督才算是有所進展。
簡單地說，港人自身政治社群及國族意識建構的遲滯，加上二戰後時機的錯位與流逝，導致香港未能在1980年代前在大英國協架構下形成自治領式的獨立國家，而只能將香港在1997年後的希望寄託在中國的守信守諾上，這是香港在1997年以後、尤其是近年當地政治社會等領域諸多悲劇及慘案的根源所在。
雖然2014年雨傘革命後，香港重新開始出現城邦自主或甚至香港獨立的聲音，但一方面中國自1970年代末期走以佯裝順從的姿態加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系、而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出於國際政治聯中制蘇的架構及經濟利益的考量，也樂於接受中國後，中國以經濟利益及民族主義情感誘引香港政商等各界精英上鉤，已在香港發展出盤根錯節的利益網絡，建制派及其他在地親共人士率皆依附於此一網絡而生；另一方面民主派統獨光譜廣及獨立建國、城邦自治到民主大中國，甚至有香港人鄙視持獨立主張的個人及團體，認為這些人為沒有是非道德，並蔑稱其為「熱狗」；而中國與港府對香港民主派不分統獨光譜及領域地進行打壓，也已經是現在進行式，一國兩制在習近平的赤色中華帝國夢之下，更已加速形骸化；國際社會除聲援及開放港人移民難民居留以外，能提供的實質幫助也極為有限。這些不利因素交疊，除非未來發生足以結束中國共黨政權的驟變。使香港人能不受中國阻礙的追求自身政治社群、甚至主權國家的建構，否則可預見的未來內，香港過往累積的光芒，將會在中國持續掏空一國兩制政策內涵的情況下持續邁向黯淡。
最後簡單說明一下「香港事態能夠給台灣帶來什麼教訓」的問題。從香港自英中2國啟動香港主權談判以來至今近40年的情況，筆者認為重點有二：
1.正常情況下，一般國家與個人本即應對任一共產國家執政黨的和平攻勢有所警覺，更何況是從建黨之初就開始行騙中國人、至今已在該國內外累積百年行騙紀錄的中國共黨政權，所做出的任一承諾甚至連標點符號也不可信。
1980年代初期，英國政府順應西方世界趨勢展開對中國的綏靖，將香港主權歸屬視為可以與中國作交易的標的，急於將香港主權脫手的心態也被中方看穿無遺，所以最後在沒有透過正當法律程序充分反映香港民意、也對違約方沒有罰則的情況下，簽訂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也就一點也不令人意外了。
一如前述，將1997年後香港繼續以國際金融等都市的型態保持繁榮發展的期望，寄託在中國遵守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的期待上，是一件不切實際至極的事情，當中國還願意在西方世界面前繼續扮演「具教化（政治民主化）可能性、願意遵守國際規範的乖小孩」時，香港一國兩制還只會遭到暗渡陳倉式的慢性腐蝕，但若中國當局不願意繼續演戲、而是準備尋求建立自身帝國式霸權的時候，也不太需要在處理香港事務上再顧慮什麼國際觀感，這也是2019年反送中運動至今，港府對港人鎮壓手法走向粗殘暴力的理由。
因此，從以上這些事實反思台灣，最後會得出以下的結論：台灣不應將維繫自身未來繁榮發展的期望寄託於中國黨政當局的善意，也不該自陷於一國兩制式的牢籠，台灣人必須嚴正拒絕中國國民黨等親中政黨部份個人所主張的所謂「兩岸和平協議」，並必須繼續保持目前不受中國當局實質統屬的狀態。
2.從港府與其背後中國黨政當局「管治」香港的經驗反思台灣，可以得到以下結論：與其期待殖民者在殘缺不全且授權有相當瑕疵的部份民主體制、或目前已經出現警察國家端倪的情況下，對香港社會及個人施以善治，不如著手建立自己的國家、憲政與法治。
只有基於公民總意形成以憲法為首的法秩序，並據此由公民總意直接或間接在正當法律程序下授權建立國家三權機關，才能盡最大可能的確保政府依法行政、對國民施予法治及善治的可能性，雖然台灣在這方面目前也還有必須改善的問題點，但終究是比目前的香港好上不少。
香港人在沒有自己的國家的情況下，只能寄期望於殖民者的善政，這樣的情況從港英時代就一直存在，可惜的是多數香港人在港英時代並沒有足夠的政治智慧與集體意志來擺脫這樣的處境，及至進入中國以一國兩制為名的牢籠後，在宛如豬籠草汁液般的慢性腐蝕下，港人的反抗能量也同遭削弱，等到近年彈壓加劇，走不了、移民不出去的香港人也只能繼續逆來順受，當中國殖民者連立法會普選席次都要再一次壓縮席次數及占比的情況下，更加不可能希望立法會能充分反映民意了。這些都是台灣必須謹記的教訓。
筆者情感上非常不想看到香港的景況繼續惡化下去，但衡諸目前局勢及事理，這無疑是非常困難的任務，因此台灣人只能以香港目前處境的成因與後果，作為反思與戒鑑的素材，提醒台灣人自身切莫繼續延遲於建立自己的國家，同時也必須健全內部法秩序及民主體制，以期避免香港當世的悲劇在台灣上演。
作者：黃俊倫
1980年代出生，台灣人，成長於民主化的台灣，知識界的雜食動物，平時觀察政經社會及國際等議題、也慢慢建構出屬於自己的世界觀與對各項議題的觀點，目前正在磨練「更精鍊地用自己的文字將觀察後的想法與觀點表達出來」的技藝，同時一邊工作、一邊為了獲取各種資格身份而努力，以努力不讓自己變得平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