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反送中運動暴發以來，香港特區政府對抗爭的武力鎮壓加劇，港警多次被大眾目擊、也被各大媒體拍攝到過度使用武力的畫面，甚至屢屢發生動用私刑，也間接導致警民不信任感升高，衝突越演越烈。
除此之外，各類示威民眾「被自殺、失蹤」的說法不脛而走，其中上月底被發現的全裸女屍，身份被證實為曾積極參與反送中示威的15歲少女陳彥霖。但就在香港大眾對少女死因存疑之際，港警卻已火速將案件歸類自殺案處理，並在火化遺體後才對外公開，這種欲蓋彌彰的做法，也使得「警察打死人、甚至先姦後殺」的傳言，更是甚囂塵上。
就在港警辯稱陳彥霖死亡無異狀的同一日，香港中文大學學生吳傲雪勇敢的公開自述「有人在新屋嶺拘留所遭警方性侵，自己也曾遭警方性暴力對待」，這讓抗爭中是否有港警對人民行使性暴力的議題，受到世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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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名中大女學生發言時表示，自己被捕後在新屋嶺遭受性暴力 |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其實已有零星、個別的性暴力事件發生，正如許多犯罪施行過程，經常為漸進式往前推進，八月初，即有示威女子在被警方壓制時，連內褲都遭脱去，被迫走光的新聞，過程中男性警察還不停以羞辱女性的字眼大罵，那時警方已挨批不尊重女性、刻意透過性羞辱來嚇阻年輕的抗爭者。
但當時萬萬想不到，緊接而來的會是更多以「性暴力」為主的鎮壓手段。從各種現身說法中，警方的手段包含全裸搜身、硬物摩擦私處、男警趁機襲胸、赤裸及如廁被眾多員警圍觀等等，再到如今的性侵指控，通通指向一個令人心驚的結論：如今的香港警隊，不再是過往受人尊重、倍受信任、以紀律執法的部隊。正常時期，警方鎮壓有具體要打擊的對象，現在卻輕則嘲諷、騷擾，重責被控性侵、私刑致死，而被鎮暴鎖定的對象，往往都缺乏合理性（不具重大威脅、老弱婦儒），並且已有許多非理性、為暴力而暴力、為享樂而享樂的行為產生。
侵略和暴力、權力和性的組合，向來環環相扣。在警方頻繁用槍、裝填實彈的同時，鎮暴武力的升級，絕對可能激發進一步對女性、甚至對同性或其他特定目標的暴力升級，性暴力正是其中一環。警員在街頭執行鎮壓行動時，一面可能出於自己內心的仇恨與恐懼，而外顯為過當的暴力行為，但也不能排當中有暴力的施行，只為了純粹的邪惡，甚至開始享受讓人受到傷害、羞辱、種下創傷的歷程。
仔細觀察警方從頻繁開槍、實彈射擊、傳出性暴力事件的行為演進，恰好證實了槍枝與男性生殖器之間的微妙的關係，同作為長條形狀、能當作攻擊武器的功能，彼此的象徵關係是顯而易見，兩者都具備根本性改變「被射入的對象」的能力，一種帶給人死亡，另一種在看似創造生命的同時，也帶來征服與羞辱，這之中能帶給人的權力滿足感很類似。
佛洛依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提出「死之本能」的說法，解釋為何人類可以對同類做出各種殘酷行為，與「死」相對衍伸而來的「生之本能」，講述的是與「性本能」有關的需求，在平常時期會發展成滿足各式慾望的型態。可是在人類面臨重大壓力時，充滿原始野性的「死之本能」就會出現對外開始攻擊，其中焦慮感可能與性本能結合，啟發「性暴力」的可能性。這也可以解釋在過往在戰爭中容易發生性暴力的原因，直到現代，部分性行為仍被視為用來宣洩內心焦慮，讓人有安神鎮定的效果。
以下取自一段精神分析的訪談對話，很適合用來形容施暴港警的心境：「我一直在想，可能我做了不該做的事，我不想為所發生的事情負責」，這無疑會是他們犯罪之後矛盾心情的最佳寫照。某種程度，這類系統性暴力，是受到瀕臨崩潰的法律制度所鼓勵的產物，當公務人員執法逾越尺度，卻未受同等懲罰，變相被容忍或協助掩蓋將其合理化，無疑會助長國家暴力的橫行。
過去在戰爭時期，國家體制經常發展出一種減輕軍人對殘酷作為的憐憫意識，讓戰爭時發生的一切被「合理化」。歷史學家亨利科馬格在《美國精神》一書中，曾引用越戰飛行員的報告：「我不去想底下的婦孺兒童，我想到自己有工作要完成，能把工作做好，我就很快樂。」很多時候，人需要轉移注意，來安撫內心衝突的良知才有辦法做到殘酷的工作。
執行層面上，將攻擊對象「非人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程序，例如，以「蟑螂」稱呼反送中示威者，就是典型企圖賦予醜化或憎恨定義的方式。一但界定攻擊的對象「不是人」之後，形同「危害人類罪」的反人類暴行，就比較容易展開。歸根就底，這些針對人性尊嚴的凌辱，謀殺、性侵，有政治目的的非人道行為，是為了在下一代港人中種下恐懼的種子，目前香港反送中示威捕人數裡，近四分之一屬未成年人，不免讓人懷疑為達成威嚇目的，刻意透過暴力在年輕人身上留下一輩子的創傷，以利於中國日後長期統治。
不過，如果我們放任中國達成它的壓迫目的，前面眾多示威者的犧牲、忍受身心屈辱的一切，便喪失了存在的意義。在陳彥霖的追思活動上有民眾向陳女喊話「妳的犧牲不會白費，我們會繼續與妳一同走下去」，這句話同樣體現在很多撐香港、挺民主的台灣人心境，正如「爭取自由的行動，不會停止，會持續到推翻暴政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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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批香港人為陳彥霖送上最後的祝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