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自： 【東歐百年史‧冊1】共同體的神話：東歐的民族主義與社會革命的崛起，頁27~33
人稱「波希米亞下士」的希特勒（他其實是奧地利人）在戰爭中所實現的「成就」，就是把東歐的北部變得單純許多。在當地幫兇的協助之下，他的政體隔離並殺害了絕大多數的東歐猶太人。(1) 可是，紅軍在一九四五年把納粹德軍趕回維也納和柏林時，也有數百萬名德裔人口逃離東歐，再也沒有回來。戰爭結束後，出於同盟國的決定，波蘭與捷克將波希米亞和德國東部剩餘的德裔居民帶上火車，驅逐到變得比俾斯麥的帝國（更別說是神聖羅馬帝國）還小上許多的德國境內。
最熱愛族群清洗的東歐人，非波蘭和捷克的共產主義者莫屬，而世界各地的共產主義者確實都是熱忱的民族主義者。這很令人震驚，原因有二。第一，馬克思和恩格斯並不關注民族認同，因為工人沒有祖國。民族不是人類身分認同長久的標準，而是短暫存在的東西，會隨著資本主義的進展而越來越不重要。(2)對於想要建立自身民族國家的東歐人，他們只有訕笑。恩格斯甚至把德國東方的那些小民族稱作「遺跡」。(3)捷克人注定要「融入其中一個比較強大的民族，因為這些強國比較有活力，可以克服比較大的阻礙」。其他等著被同化的「斯拉沃尼亞（Slavonians）族群殘遺」有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和斯洛伐克人。一八五二年，恩格斯不帶感情地預測，下一個世界大戰會讓所有的反動民族「消失在地表」。(4)
第二，當世界被分成兩大陣營，似乎就容不下東歐民族主義了。到了一九四九年，這個地區的每一個國家似乎都是迷你版的蘇聯，有差不多的執政共產黨、五年計畫、重工業為基礎的經濟、集體化農業和社會主義寫實主義。即使在黨內，也鮮少有波蘭人和匈牙利人會懷疑每年五一勞動節一片紅海的慶典反映著以莫斯科為中樞的教條與實踐。有史以來頭一遭，有數百萬名東歐人學習俄語，而且很多人都十分擅長仿效蘇聯。好幾十萬人將自己「蘇聯化」，不僅拿菸的方式模仿俄羅斯人，也穿著布爾什維克黨的軍事風格。南斯拉夫共產黨人在帽子上佩戴紅星星，過頭到連蘇聯也試圖加以阻止。
但是，這些國家不是蘇聯的複製品，也不是蘇聯真正的一部分（跟烏克蘭、波羅的海諸國和白羅斯不同）。(5) 在一九四九年的華沙舉行的五月勞動節遊行中，旗幟上面的文字寫的是波蘭文、不是俄文，牌子描繪的也是波蘭英雄。距離遊行路線幾個街區之外的地方，由馬克思政黨統治的波蘭社會主義政府正深情地將一九四四年遭納粹肆虐的舊華沙起死回生，包括以十八世紀的平面圖為依據重建多座教堂，連聖人的光環這樣的小細節也不馬虎。在這些東歐共產國家境內，書店除了擺放揚．科拉爾等浪漫主義作家的書，還販售亞當．密茨凱維奇（Adam Mickiewicz）、山多爾．裴多菲（Sándor Petofi）和瓦西里．亞歷山德里（Vasile Alecsandri）等波蘭、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的民族詩人，柳德維特．蓋伊和武克．卡拉季奇（Vuk Karadžić）這兩位語言學家，以及曾經在耶拿跟科拉爾一起攻讀神學的民族誌學者帕維爾．沙法里克（Pavel Šafárik）等人的著作。(6) 在波蘭西部，政府致力摧毀過往一切的德意志人痕跡（包括墓園），宣稱新領土由裡到外都屬於波蘭，即使這些地方數世紀以來都是德意志的一部分。
南斯拉夫雖竭力模仿史達林，並在莫斯科要求之前就建立了社會主義，卻是第一個跟蘇聯切斷關係的國家（一九四八年）。他們會這麼做，是因為史達林要求他們把自己的民族利益完全屈服在蘇聯的利益之下。約瑟普．布羅茲．狄托（Josip Broz Tito）在一次公開演說中，談到自己為何突然變成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異端：因為一個人可以愛社會主義的祖國，卻不能少愛自己的國家。他指的不是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斯洛維尼亞或蒙特內哥羅，共產主義的南斯拉夫是為了復興柳德維特．蓋伊昔日計畫的第二次嘗試，目的是解放南斯拉夫所有的族群。狄托的游擊隊運動始於戰爭期間，像個迷你版的哈布斯堡帝國那樣，打著同胞和統一的名義，保護塞爾維亞人和猶太人等群體不受法西斯主義屠殺。這個做法在狄托一九八○年去世之前都很成功。
假如南斯拉夫有加入哈布斯堡帝國的最新版本──歐盟，它或許會存留下來。但，在歐盟還沒向東方敞開之前，克羅埃西亞已在一九九一年爆發戰爭。今天，儘管歐盟慷慨資助了他們的基礎建設、教育與農業，東歐的國家領袖仍聲稱歐盟威脅他們國家的存亡，以藉此博取政治資本。在二○一八年六月，匈牙利總理維克多．奧班說，「斯洛維尼亞民族的存亡」繫於一名反歐盟總理候選人的成敗。(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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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歐百年史‧全3冊】共同體的神話 |
從十九世紀初期到今天所經歷的許多不同時期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愛國志士一創造出民族的語言，民族主義就會變成政治的語言，任何人想要權力，都免不了得談到它，無論他們是自由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這是本書的中心論點，和其他有關這個地區的最新著作不一樣。哈布斯堡的專家認為這個地區會走上民族國家這條路，只是選了多種可能選項的其中一個。倘若不是民族主義者的努力，中東歐可能依舊是多民族國家，不同的人群之間沒有界線，大部分的人也對民族主義漠不關心。有一位支持這種看法的學者運用絕佳的口才，呼籲讀者把自己從「身邊的民族主義者不斷重新創造的論述監獄中」解放出來。(8)
這個新的著作蘊含了一個無可指謫的倫理動機。民族國家會出現制度化的族群至上主義及族群清洗與種族屠殺等惡行和罪行，似乎是以族群排外的原則建國（捷克斯洛伐克是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國家、波蘭是波蘭人的國家，以此類推）會出現的必然結果。除此之外，我們知道民族認同是後天習得、而非與生俱來的，邊界是人類、而非上帝在地圖上畫的線。由於民族是人類想像出來的共同體，歷史學家便在過去中，尋找看起來比民族主義者和善的其他政治力量：想要約束（別人的）民族主義的帝國當局、社會主義者，以及最重要的，數以萬計說自己不屬於任何民族的東歐人，也就是人口普查官員所謂的「民族冷淡」者。假如事情的發展有所不同，人類可能根本不會想像出民族共同體。(9)
這份新研究把特例描述得有如常態。在從一個語言群體漸漸過渡到另一個語言群體的邊界地帶，官員觀察到人們對民族議題漠不關心。在上西利西亞（Upper Silesia）、波希米亞森林的部分地區、卡林提亞（Carinthia）、波蘭東部、波士尼亞等地區，會說兩種或兩種以上語言的人可根據時機，自由選擇使用任何民族認同。例如，上西利西亞的西部是綿延數百英里的德意志地域、東部是延伸數百英里的波蘭，住在此地的小鎮居民在家說波蘭方言，在學校則學德語。國家的官員來訪時，有的人會說他們不知道自己的身分認同是什麼，因為這能讓他們得到最大的好處。
可是，綜觀從波羅的海一直到亞得里亞海之間的整個中東歐地區，這種人其實少之又少。在波蘭中部、匈牙利的許多地區、羅馬尼亞、大部分的塞爾維亞和克羅埃西亞、保加利亞，以及斯洛伐克和波希米亞的大範圍地區，單一語言者被吸入民族主義者和民族國家的計畫，才是真正的常態。這通常是透過教導標準化語言的學校教育來達成，但是也會透過政治動員和入伍國軍來實踐。(10) 這是從十八世紀晚期開始出現的模式，民族主義漸漸興起，幾乎就像太陽般緩慢移動，先是照亮高處，接著照到谷地，最後只留下少數地方沒有被照射到。這道光的熱力使民族主義茁壯，同時也讓其他選項凋萎。
但，關於民族是由人類所建構的這個概念，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借用馬克思的卓見，我們可以說：人們創造自己的民族，但無法隨心所欲。他們協助形塑了自己的社群和語言，但那些不是他們製造的。民族從來不是憑空想像出來的；反之，民族主義者是運用既有的民族歷史和傳說做為基石，雖然肯定有經過詮釋，但絕非全新創作。他們根據現有的語法創造新詞，並善用流行於鄉村居民之間的觀念，像是他們是誰、他們的敵人是誰（通常是某個帝國勢力）等。(11) 有些知識分子想像出來的民族，有些從未扎根，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只是其中的兩個例子，哈布斯堡統治下的波士尼亞也是。
人們形塑民族的同時，民族也形塑了人們。也就是說，民族形成了空間，讓人們在裡面決定什麼才是寶貴的──也就是「什麼值得人們活著」。我們可以議論自己對於民族這個概念的立場，但卻不能否認討論本身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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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一九四一年，波蘭東部的兩千三百零四座自治市有兩百一十九座發生屠殺，參照：Jason Wittenberg and Jeffrey S. Kopstein, Intimate Violence: Anti–Jewish Pogroms on the Eve of the Holocaust (Ithaca, 2018)。
2.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ed. C.J. Arthur (London, 2004), 58.
3. 他寫到，如果以為「瓦拉幾亞那些從來沒有歷史、也沒有精力去創造歷史的羅馬尼亞人跟擁有兩千年歷史的義大利人同等重要」，「那是大錯特錯」，參照：Friedrich Engels, “What Have the Working Classes to Do with Poland,” in Karl Marx, Political Writings, vol. 3,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and After (Harmondsworth, UK, 1974), 383。馬克思認為，住在經濟充滿活力的德意志中心地帶的那些無關緊要的捷克人想要有一個獨立的國家，是很可笑的，參照：Jiří Kořalka, Tschechen im Habsburgerreich und in Europa (Munich, 1991), 221, fn. 61;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ed., Gespriiche mit Marx und Engels (Frankfurt, 1973), 709 ff。
4. “Der Magyarische Kampf,” in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Werke, Vol. 6 (Berlin, 1959), 175. 恩格斯甚至花了一些篇幅嘲弄波蘭國歌《波蘭絕不滅亡》，說波蘭人唯一不會滅亡的特質，就是沒什麼理由就愛跟人爭執。Hubert Orlowski, “Polnische Wirtschaft”: Zurn deutschen Polendiskurs der Neuzeit (Wiesbaden, 1996), 276.
5. 肯尼斯．約威（Kenneth Jowitt）把他們稱作「地理上接壤的複製政體」。New World Disorder: The Leninist Extinction (Berkeley, 1993), 176.
6. Karol Goláň, ed., Pamäti z mladších rokov života (Bratislava, 1950).
7. Patrick Kingsley, “Safe in Hungary, Viktor Orban Pushes His Message across Europe,” New York Times, June 5, 2018.
8. Pieter Judson, Guardians of the Nation: Activists on the Language Frontiers of Imperial Austria (Cambridge, MA, 2006), 257. 班納迪克．安德森沒有留意到東歐民族主義對語言的特別關注，也沒有探討這背後的情感和智識力量。同樣地，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大體上採取了西歐觀點，沒有體認到對失去身分認同的擔憂是如何驅使東歐的民族主義，參照：班納迪克．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艾瑞克．霍布斯邦，《民族與民族主義》（臺北，一九九七年）。
9. Tara Zahra, “Imagined Non–Communities: National Indifference as a Category of Analysis,” Slavic Review 69:1 (2010), 93–119. 以下文獻對這個方法進行了批判評估：Gerald Stourzh, Der Um fang der österreichischen Geschichte Ausgewiihlte Schriften 1924–1950 (Vienna, 2011), 283–323。
10. 在哈布斯堡帝國，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語言「說得一樣流利的人很少」，但堪用的雙語能力很普遍。Jakub S. Benes, Workers and Nationalism: Czech and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in Habsburg Austria, 1890–1918 (Oxford, 2017), 60.
11. 因此，我不認同布萊恩．波特－蘇克斯（Brian Porter–Szücs）的論點，也就是現代民族主義的前身單純只是「被實踐的民族精神」或「各種文化實踐的集合」，像是菜餚、民俗藝術或音樂。我認為，前現代的民族精神具有強烈的觀念實質，儘管這沒有包容所有人。我之後也會證實，聲稱任何一個東歐國家（包含波蘭在內）能夠逃離族群民族精神是欠缺歷史脈絡的，因為這種精神的基本特徵就是「區分『我們』和『他們』的工具」。Brian Porter–Szücs, When Nationalism Began to Hate (Oxford, 2000), 7.
